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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旁，瑞金医院党委书记瞿介明问起王振义，今年生日准备怎么过？“今年生日不过了。”老人还是很平静的语气，“活到100岁，可以了。”

当时，作为上海儿童医院顾问的谢竞雄，正是王振义的夫人。她把这名患儿的情况告诉了王振义。经仔细研究后，王振义决定让小女孩服用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这名女孩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高琛妮进一步表示，不仅仅在学术研究领域，王振义院士也热衷公益，在他的精神感召下，瑞金医院成立了“蓝小医”青年志愿服务队，开展医疗保障、义诊咨询、科普传播、爱心助老等志愿服务，让瑞金医院“向上、向善”志愿服务项目温暖更多人。

29日下午3时，一场名为“致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振义院士事迹分享会”在瑞金医院举行，王振义的学生以及瑞金医院青年医生、患者等齐聚一堂，讲述他们眼里的这位“中国药神”。

1986年的一天，一个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小女孩在上海儿童医院奄奄一息，这在那个年代是最为凶险、病情恶化最快、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白血病，如果不及时治疗，有90%的病人会在半年内死亡。

“我是在住院后才知道，白血病有八种分类，从m0到m7。当我被确诊是m3也就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时候，周围的病人和家属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王振义院士，把这种最凶险的白血病给搞定了，王院士的‘上海方案’——用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把这种白血病的5年生存率从10%提升到了95%，我就是那个95%的受益者。”小陈说，王振义院士用漫长的时间践行了“一个药、一种病、一个人、一辈子”的精神，他获得的荣誉实至名归。

皇冠hg499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王振义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电视机中传出“王振义”的名字，一旁陪同收看的瑞金医院副院长赵维莅鼓起了掌，老人表情淡淡的。

血液病患者小陈（化名）是一名来自科研院所的普通科技工作者，当日他在分享会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12年前，他因患上白血病进入了瑞金医院血液中心，浑身乏力、脸色惨白的他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和无助。

这就是被誉为“中国药神”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他创立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上海方案”，攻克了最凶险的一种白血病，并且放弃申请专利，只为让更多的病人“吃得起药”。

“王振义的上海方案使得全世界数十万白血病患者获得治愈，回归社会。”赵维莅回忆，有一次，王老师收到一封海外来信，里面有一张两个陌生外国小孩的照片，原来这是一位美国母亲的来信，她说自己在十多年以前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濒临死亡，后来吃了全反式维甲酸后完全恢复，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他们寄照片来表示感谢。

“正是他谦逊豁达、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身边每个人，也正是在他创造的大气谦和的学术氛围中，由他一手创立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也逐渐成长为国际著名的学术高地。”赵维莅表示。

作为一名本土培养的顶尖学术大家，王振义虽然从没出国留学，但他深谙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的真谛，深信爱国就要为祖国培养出人才，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投入在医学人才的培养上，推动青年学生在医疗科研领域不断创新。

王振义曾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当一个人到达科研顶峰的时候，接下来可能会走下坡路，所以当自己在抛物线刚下降时就应该退下来，让下一代更强的人来替代自己的岗位，这样，这根抛物线就会一直朝上叠加，这对整个事业的发展更有利。”另一句是：“爱国，首先就要爱自己从事的事业，我这一辈子看好了一种病，但最遗憾的是只看了这一种病，还有很多病没有攻克，病人需要我们，祖国需要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学习和创新，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当年，王老师发明的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特效药，这盒药在国外售价600美元，但在中国一盒只要11元，即使过了30多年，也只要290元，还能纳入医保。而类似的肿瘤治疗药物价格高达2万元以上。据粗略估算，这盒药为全世界减少了上千亿的医疗支出。为什么这个特效药会这么便宜呢？”瑞金医院血液科专家、瑞金医院副院长赵维莅在现场解答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王老师胸怀大爱，他只想着要让全世界所有的患者都用得起这种药，从来没有为此申请过专利，他是‘真药神’。”

为了培养青年一代人才，2003年，王振义还主动要求学生们对自己进行“开卷考试”。瑞金医院青年代表、肾脏内科医生高琛妮参与过这样的考试。“有一次，王老师的ppt中有一篇引用文献，竟是讨论的前一天刚刚在线发表的，他一定是在前一晚的深夜都还在全网搜索最新的文献，以求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知识更新’。”

作为王振义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陈赛娟表示，做科学研究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成功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王老师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诸多学生心目中，王振义院士常常手把手指导学生做实验，反复帮学生修改论文。有学生说，每次，他都坚持把自己的学生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最后，甚至不参加署名，目的是让年轻的研究骨干承担更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