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冠20

澎湃新闻：关于“提倡有条件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啃几年老”，可否介绍一下你说的“啃老”是什么含义？这样的建议有什么具体的语境吗？

当代年轻人的思维模式更偏向航海时代的思考方式。他们实际上算是“现代中国成长的第一代人”，处在时代交替之中，年轻人需要出海探索未知，发掘创造力，实现自我的精神成长、建立对世界更广的理解。两代人的思维方式存在根源上的差异，但在代际维度上又贴得很紧密。因此难免会有不理解和摩擦。

二是中产化，即生活方式的转变。人的需求从衣食住行的需求向着更高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心理需求转变。社会文明的内在质量正发生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对现代契约、游戏规则的认知都要有变化，未来所需的人才模式也将不再一样。

一个人一辈子不要轻易放弃寻找自己的才华点。其实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才华，但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才华点，只是缺乏了探索的机会。过去某些社会评价体系可能存在单向度的倾向，导致唯独标准化能力被认可，其他方面的才华得不到重视。但今天的社会是多元的，存在极为广阔的社会分工领域。年轻人更应该抓住机会，别放弃寻找自己的天赋与才华。一个人到底适合什么，必得经历探寻过程。“活到自己的天分上去”将会是一种很尽兴的人生。

在进行跨文化体验时，有时需要外部资源支持一下，才能拥有前进探索的自由，这就形成了“啃老”一说。就像梵高依靠弟弟的支援才能自由地作画，肆意发掘天赋；巴尔扎克大学毕业之后不愿从商，家人虽不满意但也勉强同意给他三年的生活资金，他才得以坚持写作。此刻的“gap year”并非游手好闲，恰恰相反，是为了更远期的成长性而投资，甚至是对长期发展更有思考、更有规划的体现。

梁永安：“啃老”需要综合看家庭经济能力，以及青年人的未来规划意识、心理成熟度等。如果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确并不适合支持孩子自由探索，更迫切需要获得收入，那么“是否啃老”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涉及代际伦理问题、道德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也会建议年轻人先找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开展自我探索。

两代人代际之间观念难以调和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主要因为父母辈与年轻人的思维模式存在根本差异，如同农耕时代与航海时代的两种模式的碰撞。上一代父母是较为偏向农耕社会的文化心理，渴望平稳安定，很多父辈对子女的期待停留在“安身”上，希望让孩子在诸多不确定中找到坐标，早日获得稳定工作、买房结婚生活，风调雨顺过一生。从数据统计来看，中国首次购房者平均年龄仅为27岁，比很多发达国家的青年都早10年左右。但这样的快速安定，可能跟社会发展下一步对年轻人的期待和必然出现的新型人才模式错位。

梁永安：关于建议年轻人毕业后先啃老几年，这样的话我其实在多个场合提到过不止一次。所谓“啃老”并非指追求安逸、直接躺平、不劳而获。而是建议年轻人在大学刚刚毕业之后，先不着急直接投入工作。在找到理想工作之前，可以给自己两三年时间，慢下来探索自我、理解差异、认识世界，建立更宽广的人生观念，如此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

第三是勇气。在探索体验的过程中，会发现世界上很多原以为跨不过去的东西其实都可以跨过。你可能也会发现很多人不赞成你，因为你走的路或者价值选择过于独特，甚至让一些人觉得被冒犯。但一个人面对自己独立的选择，要有坚持的勇气。你也将在不断的观看和探索中扩展心理容量，打破一元化的认知，不再只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学会接受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一切，理解不赞成我的人。年轻人要学会差异性生存，学会和很多不同的人在一起共生、创造更好的世界。而这首先就要经历很多不同，才能达到如此广阔的心理空间。

在梁永安眼中，置身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城市化、中产化发展轨迹之下，年轻人积蓄精神力量、拓宽创造空间，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动能。当下每一个青年的个体选择，终将汇集为河流的形状，成为社会潮涌奔流的方向。这也成为他反复叙说的意义。

在我看来，一个年轻人如果按部就班地从毕业到就业，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缺环”，也就是缺少自我探索阶段。没有走过世界，就没有能力理解世界的广泛和差异性，眼下虽然安稳，但后面会缺失竞争力和生长力。

他表示，“啃老”并非不劳而获、消极躺平，而是重要的自我探索过程。年轻人毕业后无须急于工作，应当趁年轻挖掘兴趣、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体验不同生活方式，建立更宽广的人生观念。即使花两三年探索世界后没有很快得到太实际的回报，但还是拥有了不一样的过程，看过世界和生命的颜色，未尝不是一种“满载而归”。

澎湃新闻：如果拥有“啃老”条件，你觉得年轻人如何利用好这段时间、做哪些事情，能够真正达到探索自己、理解世界的效果？对年轻人的自由探索有何建议吗？

澎湃新闻：或许花两三年探索世界之后，并未获得大多数人眼中可变现的智识、可量化的“收获”。如何看待这段旅途可能的“无意义”“没结果”？

在不少人看来，“啃老”一说推翻了传统社会时钟、打破传统代际模式，也颇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在诸多人努力追求确定性的时代，却强调保持“不确定性”的意义；在学历挤压、职业焦虑的现状下，毕业即工作并非唯一路径。

梁永安：不可否认工作对年轻人的成长是有意义的。工作关系不仅是科层制下的一个指令体系，工作过程中跟你相处在一起的群体也是富有差异化的共同体，我们可以在工作相处中体会到人性深处或者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有利于形成对社会的观察能力和链接能力。此外，在工作中常常遇到很多难关，也会让年轻人发扬韧性、磨炼坚持力。这些品质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具备的。

梁永安：即便没有得到太实际的回报，但是阴晴风雨都是所得。从过程哲学上来看，已经足够了。就如“被认识的生活才值得过”，获得的一切都已经在自己心中，追求的从来不是为别人可见的结果。哪怕游历一圈归来，仍住简陋的房子，也没有办法买车，但觉得心理上曾有波折，拥有了不一样的过程，看过世界和生命的颜色，未尝不是一种“满载而归”。

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形势严峻，学历挤压现象较为严重，年轻人选择的质量开始下降，人生的可能性更加逼仄。甚至有不少人觉得毕业后无业会被判定为“失败”，为了逃避“无业焦虑”，有时候会仓促地选择一份工作就起步。但如果将就选择不喜欢的工作，年轻人很容易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职业倦怠。

梁永安：我想探索过程不单是要有知识与技术的磨炼，更重要的还是内在精神力量的成长。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要素来说，我认为最需要的是才华、专业、勇气。

澎湃新闻：毕业先“啃老两三年”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求学就业、买房安身、结婚生子的常规“社会时钟”，也与中国传统的“孩子成年就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赡养父母”的代际模式有冲突性，如何让父母理解“啃老”这件事？

梁永安：其实何时求学、就业、买房安身、结婚生子的“社会时钟”，也来自既定的文化建构。我相信未来将是更具流动性的文化创造时代，人们的生活需求将越发差异化，不会再像过去那么标准化、板块化。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更需要每个人发展文化个性，看到远方即将发生的变化。

一是整个社会的城市化转型。从1978年城市人口只占18%，到2023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城市化将是必然趋势。尤其是当下的城市化发展且不再局限于大中型城市，而是向2800多个县城蔓延，可以看到县城的图书馆、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也开始大规模普及，人们的精神需求普遍放大。同时县乡里大量原生的物质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尚缺乏挖掘和转化。比如中西部文创资源非常丰富，大量富有民族性的文化资源、古老传统、图案器具等尚未被纵深发掘，其中潜藏很多的创造环境，年轻人只有在大地上先走过、理解过、观察到，才能有所发现。

我非常建议父母在有条件支持孩子的情况下，应该先谨慎考虑往哪个方向去给孩子投入：是为了此刻的安身，还是为孩子未来十年后的发展而投资？用于买房安身的这笔宝贵资金，是否还有更加能发挥价值的地方？

正如我之前也对年轻人提过建议：“一辈子只需要拿一半的时间去工作就行了，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努力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现代社会的这两大转向里，蕴藏着青年人重新认识世界的契机、创造新生活的契机。如果青年只追求快速安稳、安身立命，过早将自己框住，丧失的可能是历史机遇。我认为不管是时代的资源，还是当代年轻人的学识、认知资源，都不应该被浪费。利用好天分与学识，把握创造性空间，是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对社会、国家的未来发展也会有长远影响。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啃老”是逃避工作、延缓进入社会的借口，并指出工作也能帮助年轻人理解世界，无需“gap year”。对此你怎么看？

皇冠20毕业工作、买房安身、结婚生子，传统“社会时钟”将年龄标好了刻度，裹挟着年轻人打卡式步步向前，脱轨或延迟都成为“非常规选择”。

第二是专业，任何行业都有运作逻辑和系统，投入任一行业都需要长期观察和磨炼基本功。比如深入了解一个地区、一种产业或者行业发展到什么水平。拿当下的城市化背景举例，年轻人完全可以潜下身去，到县乡探索，将原生的县乡遗产文化带到大城市中挪用为新元素；也可以将大城市的社会观察、文化理念等带到县乡，这其中会诞生很多有待打开的全新公益空间，年轻人可以尝试尽兴地参与社会、建立社群联系，将情感、精力释放到劳动实践中。而后会发现，任何专业发展到较高的程度，都是一门艺术，是具有创造性的。

我认为当代父母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作为一个很好的港口，用温暖目光看着孩子扬帆远航，但要随时准备好迎接他路上可能遇到的不顺利和波折风浪，帮助他疗伤安歇再出发。父母和孩子最好能保持这样一种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便可以了。

我建议年轻人可以“啃老三年”的意思，并非拒斥工作，不是说“如果有一份理想的工作我偏不去，一定要去漫游”。而是不必那么着急地、迫于约定俗成而按部就班地走进工作环境。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前，可以给自己保留成长探索的时间和可能性，别轻易让自己步入将就的选择。

我希望年轻人能够意识到，目前的工作选择空间只是被前一代人建构出来的，这个世界上除了既有的社会分工体系外，还有很多工作选择的“空白”。年轻人应该尽量避免受限于被规定好的狭窄劳动空间，而去探索更多未知的、富有活力的增长点。很多时候，思维的受限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借鉴国外“gap year（间隔年）”的工作性旅行方式，前往跨文化、跨文明的空间里体会生命应该怎样过，再回头看就可能形成新的自我关照。这不仅是对年轻人个体的意义，还有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

其实这样的建议有一定的语境。按照社会人口统计，现在中国18到24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这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理应拥有更高质量、更具创造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