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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怀着直面社会现实的想法，郝铁川走出校门，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宣传文体部部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务。

2022年，郝铁川任河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而当年，也正是在这里，他成为了一名历史专业的学生。从史学到法学，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归理论，三次转身间，郝铁川又一次回到了这里，在他身后，是在时代浪潮下，一位满腔热血的青年，一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位见解独到的学者波澜壮阔的四十余年岁月。

采访中，郝铁川提及做官的三种心态，一个是往上做，一个是往下做，还有一个是往专做。第一种心态往上做，谁都想被提拔，谁都想进步，而且正常的晋升是一个好事，说明群众认可你，说明组织认可你。第二往下做，天天为老百姓做好事，往下做的话，越做越多，机会越多，可做的事情越多，雷锋也是自得其乐，为人民服务，有无限的快乐，就是这种理念。第三种往专做，退休之后还有几十年，人生当中1/3的时光还需要重新去安排。早年的求学和从政经历，使得郝铁川深感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表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专业研究和学习。

在宣传工作方面，郝铁川首创了社科成果立项评奖异地评审的模式，提高了社科成果评审的公正性；同时推行内部刊物，对内部成果和公开社会成果给予同样的待遇，调动党内对于内部事务进行讨论的积极性。

在采访的最后，郝铁川送上了自己对青年的祝福和希冀。他祝福青年人能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也希望年轻人能够不负时代与历史的重托、勇挑重担。

尊重共性，抓住个性，这同时也是郝铁川对于中国法治工作者的希冀。在内心深处，郝铁川始终更看重自己作为一名老师的身份。他说，人的生命两种延长办法，第一个是血缘的延长，第二个就是思想的延续，学生会把自己的思想往下传，也会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继承下去。

他逐渐意识到，学习历史的作用在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归根结底还是要立足于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全国上下都在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法治建设势在必行。个人命运的转折，时代潮流的推动，让他的一腔热血再次迸发。

“我们这代人是跟着时代走，跟着党的历史变化而变化的。基本上就是把个人融入到国家的事业里，这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而且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轨迹走的。”谈到这一段经历，郝铁川无不感慨地说道。

这段由历史转向法学的思想变化，也令郝铁川深切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法律必须专注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华东政法大学任教期间，他走出校门参与了许多普法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法律的很多规定已然和当时飞速变革的社会发生了脱节现象。这令他深刻感受到，要想彻底理解这个专业，离不开现实中的政治，要想令法律发挥好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就必须对国家有更深入的研究。

他还参与开创了世界中国学论坛，为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界提供对话渠道和交流平台，反映中国学研究的动态与趋势，鼓励观点创新，推动学派共荣，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同时，他还协助开展了上海文艺院团的改革，直接参与了一些重大剧目的修改。

活动走访上海科技、卫生、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老党员、老干部、老专家，引领广大青年在跨越年代的对话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老一辈的峥嵘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脚踏实地、善作善成，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奏响“青春心向党，一起向未来”的澎湃和声。

对中国法治建设多年的研究工作，使得郝铁川形成很多独到见解。他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既要尊重全世界法律的共性，也要凸显中国法治的个性。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存在共性的，对于这些共性，我们应该尊重；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抓住我们的个性，而最大的个性，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具有自己的先进性，这一点，无论任何时候都是应该铭记的。

1978年，郝铁川进入河南大学历史学专业。凭借顽强的上进心，他与自己的上一届本科生一同毕业，随后又继续深造，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尽管选择了看起来“与世无争”的历史专业，可他对社会的思考却从未停止过。

郝铁川，男，1959年12月出生，198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博士，法学教授。历任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党总支书记、《法学》杂志主编、副院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厅局级）、北京奥组委秘书行政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宣传文体部部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馆长等。其学术成就体现在法史学、宪法学、法理学等领域，先后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国家级报刊杂志发表论文二百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十五部。

119896.com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入行，上海市委宣传部机关团委、市科技团工委、市卫生健康委团委联合发起第三期“党旗下的青春”初心寻访。

作为学者，他拥有深厚的历史学基础，也是法学研究的专家；作为官员，他在各项领域不断尝试、突破，为宣传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教授，他始终把教书育人当作贯穿一生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