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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春节期间，我们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一道，在罗马举行“欢乐春节”大型文化庆祝活动。在罗马人民广场，近十万罗马居民参加了从下午至晚间的各项活动，我本人担任了晚会的意大利语主持人。夜幕降临，在礼花的映衬下，我看到许多喜爱中国文化的意大利人，对活动报以善意微笑和热烈掌声。彼时，由衷的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难以言表，我的眼眶几度湿润。

作为中国文化和语言的推广者，我曾在罗马大学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由于我的语言优势和对意大利文化的了解，工作开展顺利，我推动将汉语纳入意大利高中的教育体系，使汉语成为高中毕业考试可选的外语语种之一，意大利政府还为此修订了教育法。

马可·波罗的最大贡献，是让西方人第一次拨开迷雾看到真实的中国，并为后来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奠定了文化基础。对于中国而言，马可·波罗的象征意义更大。

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可·波罗与利玛窦谁更了解中国？翻译在文化交流中起到何种作用？如何处理文化交往中的“误读”？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文铮，从他对意大利语数十年的研究经历出发，探讨上述问题。

尽管利玛窦以耶稣会传教士的身份进入中国，但来华耶稣会士接受过严格的人文和科学教育，拥有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欧洲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知识。为适应中国社会，更好融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利玛窦将他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引入中国，涉及的学科包括天文历法、地理、物理、数学等领域，并以系统深入的方式将中国的情况介绍给西方。最关键的是，利玛窦主张的文化适应策略影响了西方的知识分子，让他们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并能够本着谦逊、欣赏和务实的态度，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此基础上开展交流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玛窦应该比马可·波罗更了解中国，其思想应更具现代性，更能启发和帮助人。

关于翻译在跨语言、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借用徐光启的话来讲，就是会通与超胜——想要超越西方，就必须要正确了解和深入认识西方，而翻译恰恰是这一切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利玛窦和徐光启一起翻译《几何原本》，我们对几何学的了解恐怕要滞后得多。

今年是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全世界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他，视其为沟通中西方的象征人物。但若论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利玛窦可能更胜一筹。

我觉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误读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但彼此的交流要以尊重对方文化为前提，尽量避免刻板印象和偏见，摘掉会影响判断的有色眼镜，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判断，虚心和认真地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彼此平等、心平气和、怀有善意去沟通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有些许误读，也无伤大雅。(完)

中新社记者：文化交往中，“误读”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历史上，“误读”所代表的，既有对异域的美好想象，又有对陌生的怀疑恐惧。不同文化间，能够避免“误读”彼此吗？

即便现在信息科技非常发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取代传统的语言翻译和交流方式，但要想深入与他者交流，理解不同的文化，仍需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精确、深入掌握和应用对方的语言，以更强烈的人文情怀展示人类语言不可替代的功能：情感与智慧的存在与交流。

半岛app官网下载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旅居近20年，依所见所闻终得《马可·波罗游记》。五百多年前，传教士利玛窦被中国文人士大夫视为“西儒”，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文铮：语言是文化的灵魂，想要深入了解一种文化，语言是不可缺少的钥匙。这一点利玛窦来到中国时就已发现，他不断强调语言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对于意大利人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的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非常多，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在学习这门并非“通用”的语言。

中新社记者：马可·波罗与利玛窦，是中意人文交流史中的两个重要名字。马可·波罗的游记在中国广为人知，而利玛窦的著作经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后出版，震惊欧洲。在您看来，两人谁更了解中国？

文铮：某种程度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其实就是中国与意大利的交往。元明清三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有很多意大利人，比如马可·波罗、利玛窦和郎世宁。

文铮，罗马大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意大利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意大利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意大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海外评审委员。荣获北京市“师德模范先锋”称号、意大利总统授予的“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荣获意大利文化部国际翻译最高奖。主要作品有《新视线意大利语》系列教程、《走遍意大利》系列教程等，译有《卡尔维诺文集》《质数的孤独》《七堂极简物理课》《利玛窦书信集》《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布拉格公墓》等。

中新社记者：您曾于十年前出版了一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是《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新译”。您选择“重译”的原因是什么？在中意之间的人文交流中，翻译扮演怎样的角色？

作为意大利语言文学的研究者，2018年我应邀到但丁的长眠之地——意大利古城拉文纳(Ravenna)参加纪念但丁逝世七百周年的活动。在但丁墓前，我为数百名观众讲述了这位桂冠诗人与中国的渊源，用中文朗诵了但丁《神曲》的片段，还把现代诗人王独清的《但丁墓前》翻译成意大利语朗诵给他们听，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以文学为桥梁，促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心灵沟通。不久，致力于意大利语言保护和研究的古老学院意大利秕糠学院(又译“秕糠学会”)向我发出邀请，我由此成为该院的第一位华人院士。

文铮：我在20年前开始翻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这是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开始系统深入了解中国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大众熟悉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是这部书的另一个版本，也就是被金尼阁翻译成拉丁语的版本。这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严格意义上并非“重译”，而是“首译”，是根据20世纪初才重见天日的利玛窦手稿翻译的，更接近作者初衷，这一点也得到了《利玛窦中国札记》译者之一的何高济先生的肯定与支持。此外，我还把利玛窦的书信集翻译成了中文，这对于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明代历史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铮：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误读是在所难免的。但有时，误读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反而会阴差阳错地起到积极作用。比如古罗马人对遥远中国的隔空误读，无形中形成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向往；马可·波罗对中国和日本的误读深深地影响了哥伦布，激励他开启发现新大陆的航行；胡适对文艺复兴、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关系的误读，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