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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体育app近几年，一到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朱利伟就格外忙碌，一方面是因为各出版机构这几天集中开展作者见面会、读书分享会、书展、书市等活动，她供职的出版社也不例外；另一方面，自2018年开始拍摄并发布“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系列照片后，她就成了受媒体欢迎的“阅读宣传员”，每逢这个爱书人的“节日”，采访邀约就变得格外多。每次采访，她都对自己拍摄的“地铁读书人”和“地铁书单”如数家珍。而观察地铁里那些手不释卷的爱书人，每次都能带给她新的感受。

她曾在相册里记录下第一次“偷拍”被发现的经历：2018年的“世界读书日”(4月23日)，一名女性乘客捧着一本《浅说金刚经大意》，发现朱利伟在拍她后，她大方地问是不是想看书名，而后两人“一起探讨了心理学和佛学的关系，直至换乘告别”。

接下来，朱利伟陆续拍下百余张“地铁上的读书人”，一开始发在朋友圈。6月下旬，她把照片上传到豆瓣相册，没想到很快被平台推送至首页。流量来得如此迅猛，她还在从朋友圈一条一条复制粘贴图片说明，相册的评论区就被蜂拥而至的网民“攻陷”了，留言内容有赞美，有质疑，更多的是共鸣与感动。

朱利伟遇到过好几次出版业同行。一次是对方在某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里看到自己的“地铁读书照”，两人相约在地铁里见面并交换书籍，朱利伟送给他一本自己重复购买的《日瓦戈医生》，对方送了一本他买重了的《牛津拜占庭史》。二人见面后同乘了一段路，这位同行在地铁车厢捧出一本“汉译世界学术丛书”《历史》(下卷)，朱利伟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打趣“书都被出书的人买了”。

“如果你问我还会接着拍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会呀。”朱利伟回顾这段6年多的记录历程，她说：“地铁上那一个又一个捧着书的画面，是普通读者生活中平凡的一瞬，也是我所珍视的生命中有书的一刻。又一个春天来临，我仍然期待和你重逢在春天的地铁上。”(完)(《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

4月19日，朱利伟在相册里上传了第2701张照片，拍的是她多次遇见的一位大哥，她记得对方上次读的是《苏东坡传》，这次是一本《显微镜下的大明》。此刻的车厢还算空旷，大哥闲适地坐着，300多页的书已经翻到最后几页。

为什么她总能知道书名？——封面封底、页眉页脚、文中人物名或一两句文字，对于一名出版人来说，只需要零星信息就能搜到书名，此外还有“万能的朋友圈”，比如有朋友一眼看出她拍的“用放大镜看书的老人”是在看太宰治的《斜阳》。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英国作家毛姆的这句话被很多人视为“地铁读书”行为的绝佳注解。不过，在朱利伟眼中，当有人在拥挤的车厢里打开一本书，读书者并没有被“避难所”包裹、隔绝于外界，反倒是借由这本书，与很多原本素不相识却气味相投的人产生了连结。

相册里照片越来越多，朱利伟据其整理了一份“北京地铁书单”并不断更新，《红楼梦》《百年孤独》《三体》《明朝那些事儿》等都是地铁里经常出现的书。“经典文学作品有跨越时代的价值，时代的情绪会反映在当下的阅读中。比如《红楼梦》，现代人读它，或者在不同人生阶段读它，一定能读出契合当下的感受。又如《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秋园》这些女性书写受到欢迎，反映出女性议题受关注程度的提升。”

“这些美好的瞬间让人在一万次疲惫的时候打起十次精神来赞美这座城市。”网民从朱利伟的照片里获得抚慰，这样的反馈也让她在被质疑的沮丧时刻重新抖擞了精神。

“有人问我，这个系列拍了六年多，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说根本用不上‘坚持’这个词，就像吃饭不用坚持，睡觉不用坚持，呼吸不用坚持，拍‘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也不用坚持。”第29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朱利伟接受《中国新闻》报采访，分享自己如何在拥挤的车厢里捕捉都市人的“精神角落”，以及如何通过2700多张照片与爱书之人产生奇妙连结。

很快，“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媒体关注，朱利伟出现在央视、北京卫视的专题报道里；“地铁读书人”的故事被新华网拍成11集(10集正片+特别篇)微纪录片，朱利伟担任旁白，以第一人称主观视角将她的观察娓娓道来；她还出现在热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一季第五集，讲述为何“阅读如同柴米油盐”——翻回2018年的相册，朱利伟拍到一名在站台候车的中年乘客，他拎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里头装着几个大白馒头和一本厚厚的书，书名被馒头挡住，只能看到封底印着“上架建议：商业银行”。朱利伟喜欢这个“精神食粮”具象化的时刻，她给照片配文：“柴米油盐是生活，书也是。”

“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系列第一张照片拍摄于2018年2月，朱利伟在上班途中随手拍下地铁里一名乘客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照片，对方一边读一边用铅笔“划重点”。她很想问问这本书是不是如传说中好看，但最终没有开口。

朱利伟也曾鼓起勇气“搭讪”。她曾遇到一名男性乘客在读《中国古代农耕史略》，她抑制不住好奇心，主动上前询问这本书怎么样，对方说：“特别好。”交流后得知，对方在科技馆从事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研究工作。三年后，朱利伟与同事去科技馆参观，在这位“地铁读书人”工作的地方与他再次见面，“当然，我们也都为对方准备了书”。

“我常常想那些地铁上的读书人，在他们所读的书的背后，他们都在过怎样的生活。”因为自己通勤时间和路线相对固定，朱利伟总能反复遇见同一个“读书人”。一开始，朱利伟不愿上前搭话，打扰对方阅读，但“连结”总是来得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