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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明的兴起，以稻作文明、青铜文明和玉文明为三大引擎。其中，稻作文明是长江文明的经济基础，为长江文明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和养料；青铜文明既关乎农业生产，也与政治军事、宗教祭祀等活动密切相关；玉文明则反映出先民的宗教信仰、审美意识等精神文化面貌，是长江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成果。这三大引擎作为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共同推动了长江文明的兴起与发展。

又如，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传播到湄公河流域、恒河流域；生产于长江流域的茶叶、丝绸、瓷器，远销尼罗河流域、多瑙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的冶炼技术等，也深度参与了长江文明的成长。

夏商周时期，长江流域的文明逐渐与中原地区的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秦统一六国后，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丝织业、陶瓷业等手工业发达；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

刘礼堂：长江是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河。它源于青藏高原，穿过川藏高原、巴蜀平原、江汉平原和江南丘陵地带，最终注入东海，总长度6300余千米，流域面积约180万平方千米。

另一方面，要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长江文明。积极推动其他文明“引进来”和长江文明“走出去”，主动寻找与其他大河文明加强对话的机会，将更多的外国文物、技艺等文明遗产“引进来”，增进对其他文明的了解，培养民众的世界眼光和开放意识。

刘礼堂：长江流域自西向东，海拔落差大、流域面积广，土壤和气候差异大，也因此造就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文化习俗差异，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长江上、中、下游文化分区，构成了长江文明、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刘礼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出版隋唐文化史方面专著2部，主编著作5部，译著1部，参编著作5部，在《历史研究》等发表论文、随笔百余篇，其中专业论文60余篇。

刘礼堂：一方面，要让世界对长江文明的了解从符号深入到价值理念。这就需要更好地挖掘、整理、研究、宣传大河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加大力度为今天的文明对话提供经验和支撑。在世界范围内挖掘大河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遗产，不仅有“存史”的作用，更能够对当代文明对话产生积极影响。

世界大河文明各有其特点，尼罗河文明、黄河文明的天文历法、早期文字、建筑艺术，恒河文明、西亚两河文明的宗教文化、手工艺术等，都是耀眼夺目的人类文明瑰宝。而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长江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样具有突出的延续性和包容性。几千年来，长江文明无不在吸收着流域以外各种文明元素而不断更新发展。同样，千百年来长江流域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样态、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理念、多元文化交融创新的文明格局，也为其他大河文明提供了借鉴。

位于北纬30度线附近的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适宜农作物种植的土地，为人类生存和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自然条件，具备较大的文明发展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大河文明都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在农业技术不发达的上古时期，大河流域适宜的温带、亚热带气候，加上水源充足、取水便利，形成了巨大的光热优势和灌溉优势，因此得以孕育城市和国家，文明发展远远早于其他区域。

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很早就通过滇缅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互通有无。西汉时期，中国又相继打通了北方的丝绸之路和东部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恒河流域的佛教文化和佛教造像沿此三大通道传入中国。

此外，文明交流说到底是人的交流。我们也应当积极推动自己的历史考古从业者到文化遗产丰厚的大河文明国家去，广泛参与历史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工作，让我们的人员、经验和技术“走出去”，在惠及全球同时，也加强与其他大河文明的沟通，共同守护好人类的宝贵财富。(完)

第一，长江文明的农耕以稻作为主，而其他大河文明往往以小麦种植为主，黄河流域起初种植粟、黍等作物，后来也逐渐接纳了小麦。20世纪70年代，长江流域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的时间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20世纪90年代，湖南道县玉蟾岩还出土了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早于黄河流域的粟作产生时间。相较于麦作、栗作等，稻作农业对地形条件和灌溉技术要求更高，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水热同丰的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农业的摇篮之一。

过去，国际学界判断一个考古学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提出了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出现阶级，权力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等更加科学全面的文明判断标准，让我们对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深入理解。

长江流域分布着众多的史前文化遗址。如，长江上游三星堆遗址、长江中游屈家岭遗址与石家河遗址；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等。这些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和遗迹，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展示了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高度发展。例如，良渚遗址发现的巨型古城遗址和大型水利工程，标志着长江流域早期城市和地域国家雏形的诞生。

中欧平台长江，中国第一大河流，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文明如何兴起、演进，有何显著特征？其与世界其他大河文明如何交流互鉴？近日，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教授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刘礼堂：人类的起源、生存、延续都离不开水的滋养。自古以来，人类就懂得择水而居的生存方式。北纬30度线附近，因兼具充沛的水热条件，成为最有利文明发生发展的地段。例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之于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之于中华文明。

近代以来，长江流域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前沿阵地。长江流域的城市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商业、文化的重要中心，如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长江文明是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的总称，它与黄河文明并列为中华文明的两大源泉，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第三，长江文明还与黄河文明共享一个特点，即“全流域文明”。很多大河文明在早期仅限于干流或河口三角洲地区，而长江文明、黄河文明的范围不仅覆盖上中下游，还向两岸延伸数百上千公里，囊括了众多支流流域。使得长江文明、黄河文明能够通过支流流域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文明整体，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也凸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极为突出的包容性。

中新社记者：北纬30度线是“人类文明发生线”，这条线穿过四大文明古国的母亲河。与其他孕育人类文明的大河流域相比，长江文明有何独特之处？

第二，长江突出的航运能力使得长江流域的商业文明也很发达。《尚书·禹贡》对于长江水运就有记载，楚国文物“鄂君启节”中也有两件与水运贸易有关的“舟节”(战国时期水陆通行符节)，可见长江流域的商业文明起源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