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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四川联结了中原与西南边陲，人文上自然也成为多民族的聚居地，汉、彝、藏、羌、苗、土家等民族世居于此。几千年的四川史，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

在这里，参观者可以感受巴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四川人民的热情好客，感受共同的中华乐章、中华味道、中华神韵、中华风貌，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在旅游促“三交”计划的指导下，四川充分挖掘其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民族风情浓郁的特点，推进文旅高质量融合，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讲好四川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很多形态独特、精美奇巧的青铜面具、神树、玉器、金器，把古老文明既真实又匪夷所思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些器物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极具特色的部分——神灵祭祀，这是中华文明在青铜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上古先民对上天、神灵、祖先顶礼膜拜历史场景的缩影与再现。

四川就像一个避难所，在动荡不安时把中原文化完好保存，在太平盛世时再反哺回去，中华文明就在这一来一回中往复循环，生生不息。

中华文明凝成一体，五十六个民族融为一家，四川无疑是重要的纽带之一。小说《笑傲江湖》开篇就有一段对话：“古人说道：既得陇，复望蜀。你爹爹却是既得鄂，复望蜀。咱们一路镖自福建向西走，从江西、湖南，到了湖北，那便止步啦，可为甚么不溯江而西，再上四川呢？四川是天府之国，那可富庶得很哪。咱们走通了四川这一路，北上陕西，南下云贵，生意少说也得再多做三成。”

杜甫等文人都曾逃难到四川，也在此留下不少诗文。唐代以后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秦岭树木被砍伐严重，长安面临没柴烧没水用的困境，再也无法负担百万人口。此后关中的人口大量南迁四川盆地，四川成为中国西部的中心。

平定南中之后，下一步自然是治理以使其稳定。传说有人曾劝诸葛亮按照当地旧俗以人头祭祀河神，诸葛亮却用面粉包裹猪羊肉做成人头的样子，并画上眼睛、鼻子、嘴巴，用于祭祀泸水，这被后世视为馒头的起源。

小说当然是虚妄之言，但金庸先生对于四川的地理纽带作用却了如指掌。除了北上甘陕南下云贵，中原与西藏来往通道也多经四川。

说到四川历史，必然要从三星堆说起。1929年，四川广汉县的一位农民在淘沟时偶然发现一个埋藏玉石器的坑洞，首次发现了三星堆的秘密。1934年，华西大学对三星堆进行首次挖掘，不过由于时局动荡等客观因素，考古和文物研究工作难以为继。

20世纪50年代，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得以恢复，尤其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其间出土的文物造型独特精美、年代久远，令全世界为之震撼。

168平台登录编者的话：今年初，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四川体验区在北京开展。大熊猫、三星堆、九寨沟及川菜、川酒、川剧、川茶等文化主题在此轮番展出，让观众可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聆听四川、品味四川、感受四川、珍藏四川，来一次身在北京、神游四川的沉浸式体验。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把自己的南征形容成“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了诸葛亮曾七擒孟获。不过由于这个故事太过神奇，古今很多学者都有质疑。马谡曾在南征前谏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显然为诸葛亮所采纳。无论是否七擒七纵，孟获其人是存在的，他在诸葛亮的心理攻势下选择归顺也应当不假。

蜀汉南征，既稳定后方，支援了北伐，也开发南中，加强了南中与中原的联系。前者的意义不过存在几十年，后者的功绩却千年不灭。

提起四川的古迹，武侯祠最令人神往。这里松柏密布，绿草成荫，1300年前杜甫就曾描绘这里“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可见其景观千年不改。古代知识分子大都以诸葛亮为精神偶像，市井草根也对他推崇备至。

据悉，三星堆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已发展成为中心聚落。约在商代早期，出现城墙、大型建筑。商代中期以后，城址面积达3.6平方公里。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黄金加工、制玉、丝织业，复杂的社会结构，成熟的祭祀体系，彰显其西南地区统治中心、经济中心的独特地位，可能是某代蜀王的都邑所在。

同时，青铜器当中发现的大量兽面纹、神灵动物，则是集多种动物精灵于一体的形象，反映了蜀人对自然神灵的崇拜，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先的亡灵以及各种自然神灵以及太阳神等。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这里旅游资源富集、民族风情浓郁、生态环境原真、多元文化交融，有国宝大熊猫，有“九寨归来不看水”的九寨沟、“人间瑶池美誉”的黄龙、“香格里拉之魂”稻城亚丁等全球知名旅游景区。

今年，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2024年第一期轮展四川体验项目正式开展，展览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互动、打卡、抽奖等体验形式，完整展现四川多彩文化。馆内有川剧、藏戏、藏族歌舞、彝族歌舞、羌笛合奏的“川音”；有川菜、川酒、川茶汇聚的“川味”；有诗歌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组成的“川韵”，有基于各大文旅名胜制作的“川礼”，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全方位盛宴。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将中国古史传说中被视为“神话”的历史场景，以青铜器的方式进行了实物再现，为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是一条从“多元”最终汇聚为“一体”的历史长河。

不仅是普通民众，中央政府也有不少来川避祸。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就从长安出逃来到四川，白居易《长恨歌》中“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就是说的这段往事。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也不得已西迁重庆(当时重庆属四川)。

一直以来，围绕诸葛亮的传奇事迹，民间社会形成了诸多传说，很多少数民族节日也与诸葛亮相关，例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等。这些传说故事跨越地域和文化边界而广泛流传，成为极具影响力的中华文化符号。

早在诸葛亮未出茅庐时，就在《隆中对》里为刘备做了战略规划：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可见在诸葛亮心里，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未来规划中的重要一环。公元222年夷陵之战，刘备军败身死，蜀国陷入危局。诸葛亮仅用了六年时间便完成重整，于228年开启第一次北伐。这其中平定治理南中，为蜀国稳固后方起到了极大作用。

南中主要指四川西南和云贵地区，也就是《隆中对》里说的夷越之地。南中与巴蜀地区历来地理相近，往来频繁。在东汉政权崩溃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全国统一的中央王朝。维系南中与中原联系的责任，就自然地落在了诸葛亮所执掌的蜀汉政权肩上。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驻藏帮办大臣安成绘制了一幅《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原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其中详细描绘了从打箭炉(四川康定)到拉萨及日喀则的路线。在没有公路导航的时代，清朝官员就是依据此图跋山涉水，进入雪域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