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告诉我，其实他经常独自出门坐地铁、公交。每当他踏上无障碍的公共交通工具，他就像红细胞汇入了血液，在北京承载着两千多万常住人口的各大交通“动脉”上，自由穿行至下一个目的地。
失去双腿后，邓红艳曾经听到一些否定的声音，很多人对她说，“这些事你不适合做”。她也不敢想象自己还能运动。这两年，她驾驶着轮椅去跑马拉松，偶尔她还去游泳、攀岩、玩滑板、练瑜伽。她甚至尝试了骑马，当她坐在马背上，看到了比坐在轮椅上更高更远的世界，她感到兴奋。
如今，《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实施一周年了，陡坡仍是陡坡。报道刊发十天后，8月26日，张辰告诉我，北京残疾人联合会、中关村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曾经一同家访，他们向张辰表示，由于坡道仍然没有更好的改造方案，建议张辰搬家。
在这样的生活里，他产生了生存的危机感，重新萌发了和社会连接的愿望。为了强健体魄，他想到了运动。可是，他的视力太过微弱，能做什么运动呢？他自己也不敢想，他尝试了羽毛球、游泳、跳绳，结果都失败了。
前段时间，我在采写一篇残障青年争取门前坡道改造的稿件，了解到北京是率先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城市。1988年，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市政设计院共同拟订了全国第一个无障碍设计规范《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这意味着无障碍建设将由此推广向全国。2004年，北京更进一步施行《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条例》，这也是全国第一部关于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地方性法规。特别是为了迎接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启动了最大力度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正式成为残疾人友好型城市。
在奥森跑步时，杨汶认识了邓红艳，一名因为幼时车祸失去双腿、日常都靠轮椅出行的残障女性。和邓红艳聊天时，当她说起自己曾经用手摇轮椅完成长达21公里的“半马”，我难以置信。
我后来得知轮椅使用者邓红艳也是一样的心态，她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事后，她有些懊恼地对我说，尽管她明明最想表达的是无障碍的内容，最终却迎合周围人的发言，讲了一件自认“无关紧要”的事。
她解释，无障碍的概念是比较生涩的，她怕分享这些内容无法激起大家的兴趣——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活动招募简章中，尽管活动设计者的本意是让健全人和残障者融合在一起，让公众了解无障碍，理解残障者，却没有出现“无障碍”的字眼。
毫无疑问，北京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显而易见地越来越好了，那些“动脉”带着杨汶和邓红艳们前往一个个公共空间，参与一个个公共活动。
但在另一方面，当“动脉”逐渐分支、变细，那些“毛细血管”延伸至住宅、商铺等一个个人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时，无障碍的通畅感也削弱了。
比如，他最害怕的是路口拦车的石墩。两年前，他踩在石墩上摔倒，下嘴唇砸在地上开裂了，顿时嘴里一股血腥味，流了好多血，后来他去医院急诊，缝了好几针。
这是我第一次和视障者相处，不知道怎么协助才合适。杨汶告诉我，白天他的眼睛有一点视力，夜间的视力几近于无，只要提醒他路上的台阶就可以了。
那时，小区的路面上空荡荡的，他想到了跑步。刚开始跑步，他撞过路人、摔过跤，但是他还是喜欢跑步的感觉，可以忘掉烦心事，只专注于跑步本身。就这样，他在小区里跑了一年多。
石墩、台阶、坡道，这些在健全人生活中完全不以为意的东西，让很多残障者如履薄冰。如果不拥有残障者的视角，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出行的权利。
去往地铁路上，我随口问杨汶，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感觉大家分享的内容偏精神层面，但是自己其实来不及欣赏这些东西，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行走带来的生存问题。
直到2022年，疫情期间，他曾有两周无法下楼，封闭在家的时间久了，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更紧迫的是吃饭问题，他不知道如何购买食物，十分不安，幸亏邻居“施舍”了挂面，他用清水煮熟填饱了肚子。
邓红艳性格活泼，采访电话里，她爽朗地大笑着说道：“我走在路上，可能不是说我要记录什么东西，而是这个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她还注意到，这块街区绝大多数的商铺门口都是台阶，她的轮椅根本进不去。
听到话头，我愣了一下，站到他身侧，有些不知所措。只见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太阳帽，帽檐下的眼睛不安地转动。看起来有三十多岁了。
后来，他意外得知奥森有一个视障者跑团，也加入其中。他发现很多全盲的伙伴也在跑步。他不再孤单。对他来说，奥森是一个跑步圣地，他不用再担心视线里会出现忽明忽暗的东西，有时他甚至还能看到路边的风景。
我的采访对象张辰便困在出门的第一步。2023年9月1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当天，张辰出门时，整个人连同轮椅一起在坡道上侧翻，他重重地被摔到了地上。之后的一年里，为了最基本的出行安全权利，他向社区、街道、12345反映问题。
659pk.com8月25日，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特别的citywalk（城市漫步）交流活动，主题名叫citywalk for all，组织者将其意译为“散步的可能性”。活动的初衷是，将健全人和残障者聚集到一起，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视角观察城市街区。
今年7月，我的另一位采访对象、在音乐节上被托举而起的轮椅男孩董宇来到北京，想去一家有名的川菜馆尝鲜。这家饭馆在胡同里，门口有四级台阶，他无法独立自主上去，全程靠他人帮忙抬。
进入地铁后，我惊讶于杨汶轻车熟路地买票、过安检、上车。他用证件在入口窗口里换到了两张地铁车票，其中一张递给了我。他说，如果是他一个人坐地铁，窗口工作人员会问他需不需要协助，只需要告诉他们去哪一站，每个换乘点都会有工作人员来帮忙。
自从2017年他的视网膜受损后，视野和视力越来越差，他的世界陷入了一片黑色之中，由于看不清东西，他的步子越发小心、迟缓。此后的五年里，除了必要的上班、就医之外，他不愿意出门，把自己封闭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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