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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辉指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开放是导向，安全依规是前提。所以对那些潜在价值高，具有一定敏感性的数据，无法直接向社会开放，需要依托更加专业的力量，付出一定的治理和开发成本，形成数据产品和服务供社会各方调用。授权运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取得了一些经验，当然也遇到了一些需要规范的问题。因此，《意见》重点针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行为进行了规范，目的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既要回应市场的关切、满足发展需求，又要正确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关系，充分保障各方权益。这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和实施指南。

共享是面向各级政务部门的，主要是解决跨层级、跨地区、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共享交换问题，用来支撑各级政务部门更好依法履职，提高协同监管能力、改善公共服务水平。近年来，国办已经发布了6批数据共享责任清单，还有4批垂管业务系统数据对接清单，共享调用次数超过了5400亿次，累计交换垂管数据超过6.8亿条。目前正在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先后两批21项重点事项清单正在加速落地，这离不开各级政务数据高效共享的有力支撑。《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要推动实现“一数一源”“主动共享与按需共享相结合、完善共享责任清单”等一系列工作要求，后续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以更好地服务支撑数字政府建设。

对此，陈荣辉表示，公共数据的特点就是体量大、质量好，而且价值潜能大，带动作用强。这些公共数据不仅对各级政务部门依法履职是不可或缺的，也能够、应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意见》明确了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种供给方式，主要是考虑到要按“需”施策、因“数”施策，既满足不同的开发利用需要，也提出针对性的管理要求，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系统性地解决公共数据资源“供得出”的问题。

南宫28平台会上，有记者问，《意见》围绕激发数据资源供给动力，对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种方式进行了体系化部署。请问，如何理解这三种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开放主要是面向企业和社会公众，强调要在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利用互联网依法依规有序开放数据或者数据集。开放的目的是保障企业和社会公众获取和利用公共数据的权利，要更好发挥数据对生产生活、科学研究、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的公益服务作用。据有关机构统计，截至今年7月份，我国已经有243个省级和城市的地方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开放的有效数据集超过了37万个，最近八年来增长了44倍。《意见》提出，要健全公共数据开放政策体系，优先开放与民生紧密相关、社会需求迫切的数据，鼓励建立公共数据开放需求受理反馈机制。这些措施，必将持续提升公共数据开放的质和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