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被莫言视作开阔眼界的过程，“对作家来说，没有浪费的素材。之后，我写的小说、剧本诗歌，甚至是书法，都会有我去非洲旅行参观的影响所在。”
这事后来经常被他提起，并且变成了一个段子：莫言一脸严肃地许愿，以后再跟苏童、余华站在一起时，希望别人介绍自己时是“剧作家”，介绍他们俩时是“小说家”。
他给自己规划了一条规模极大的“壮游”路线，甚至延伸到了非洲。在肯尼亚，莫言看到了动物和辽阔的草原，和当地人聊天，品尝当地的食物。
莫言很少主动聊起这十二年的日子，只有在被问到的时候，才会偶尔感叹，这期间的故事简直可以写厚厚的一部书，或者三部精彩的话剧，“别人对我的看法，是我不能控制的。”
刚获奖时，莫言远比现在要忙，经常马不停蹄出席各种活动。随着喧嚣渐渐散去，他出现在聚光灯下的频率在降低，但网上关于他的话题并没有减少。
事情起源于两年前，他跟王振一起写福字，打算送给朋友。写着写着，莫言心里有了主意：不如把这些字卖掉，筹点钱捐给慈善机构，帮助西部地区困难家庭的先心病患儿。
“文学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生活劳动。”莫言解释，“每个作家都在千方百计追求和发展自己的个性，使小说里的人物变成典型人物画廊里的一个个形象。”
“有些好的金句，以及一些不好的句子，都算到我头上，既荣幸又冤枉。”他有点委屈，但也知道，这似乎是有一点名气的人都要承受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他代替余华给小说签名的场面，一度成了热梗，有些“莫言金句”依然泛滥，当媒体求证时，莫言只能有些无奈地说一句，“那真不是我说的。”
他的衣着很简单，衬衫加深色系外套，脚上踩着一双轻便的鞋子。在这次采访正式开始前，有不少人围着他想要合影、攀谈——身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便此时距离获奖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莫言依旧常常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博乐在线体育官方中新网北京4月17日电(记者 上官云) “作家的思维就像天上的云朵，瞬息万变且难以琢磨。这恰恰是人工智能难以超越的地方。”春天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北京见到了作家莫言。聊到时下热门的AI，他大笑，“前些天我还和古尔纳先生说，有生之年，我们是不会失业的。”
底气源自他做过的一个实验：让AI写一首七言绝句，出稿速度很快，但每一句都似曾相识：不是从李白那摘几个字，就是从杜甫那里偷来半个句子。
那一次，被莫言叫来的作家们创作了23件书法与画作，全部拍出。莫言粗粗算了一笔账，筹集的善款差不多能让四十名患儿得到救助。他说，这就是“与人为善”。
时间飞一样往前走，莫言并没有被落在书斋里。他会很起劲地刷短视频，也关注人工智能，不久前跟诺奖得主古尔纳聊到AI时，还幽默地说，“有生之年我们是不会失业的”。
他开始对地方戏感兴趣，反穿父亲的皮袄，脸上涂满锅底灰，兴致勃勃登台。很多年后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些回忆争先恐后跑了出来，催着他去写。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写作的时候，莫言腾出了大量时间去旅行，在“他乡”获得的别样人生体验，和从故乡汲取的营养，共同成为滋养写作的养分。
一段时间内，莫言自嘲是“无用之人”，做慈善将他从曾经的悲观情绪中捞了出来。很多人看重他诺奖作家的头衔，喜欢问他处世之道，莫言的回答是“以诚待人”，万事“诚”为上。
“但我心里的基本原则永远不会改变，我是一个中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人民，热爱劳动、艺术，永远以诚待人。”他说，这都是自己今后写作最基本的推动力。(完)
“你的诚实有可能误伤别人，也有可能被别人误解或者自己吃亏，这都没关系，只有诚信者才能够成就大事业。”以诚为本，这是莫言70年来总结的一点经验。
等到不那么忙了，莫言正式出版的新作品依然不算多，其中也没有长篇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写作有所懈怠。专心写戏剧的同时，他和读者沟通的方式也更新了。
写作依然重要，但莫言的人生重心在慢慢转移。他将大块的时间分给了慈善公益事业，以书法为桥梁，义拍筹钱，救助先心病患儿。
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的一个小村庄。那时，农闲时业余剧团的演出，对孩子来说宛如一场盛典，咿咿呀呀的曲调、变幻莫测的故事，都是一种艺术教育和历史知识的启蒙。
莫言跟好友王振一起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取名“两块砖墨讯”，有时分享日常生活，有时分享点书法作品，想做的事情，就是弘扬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
“后来，有一个痊愈的孩子，透过屏幕叫我‘爷爷’，喊的我心花怒放，内心非常温暖。”说到这儿，莫言的眼神变得更加温和，“我也想让我的朋友体会这样的幸福。”
“当年走上文学之路，靠的是写记忆里的故乡、童年，获得了文坛认可。哪怕许多年后，很多人和事都变了，拿起笔来，故乡依旧绕不开。”他说。
获诺奖的2012年，越来越远。他还在写，将写剧本当成眼下创作的首要任务，觉得自己还具备一定的潜力。小说也不会丢下，写完这一轮剧本，再把它捡起来。
作家的思维就像天上的云朵，瞬息万变且难以琢磨。他坚持认为，这恰恰是人工智能难以超越的地方，独特的创新能力就是作家存在的价值。
“我希望，我的小说跟戏剧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说出了自己的期待，“也许那时有了写剧本的训练，会使我的小说更具备可读性。”
直到前些年，莫言被北京人艺的老院长张和平“催稿”，“那个话剧该给我们写了吧？”他一口答应下来。但各种因素交叠之下，2020年春节剧本才完成。
故事越写越顺。莫言发现了戏剧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相通之处：擅长白描，几乎没有心理描写，人物性格基本依靠对话、行为来展现，流畅自然。这正是比西方小说优越的地方。
之所以给这个外逃贪官的故事取名为《鳄鱼》，是因为莫言觉得，决定鳄鱼生长快慢的是饲养它的柜子，如同人的欲望，如果没有限制，也很容易不断膨胀。
因此，根植于古典文学土壤的中国作家，具有写话剧的先天优势。他不愿意放弃这种优势，也想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总而言之，写戏剧就是为了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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