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权理念，既有相似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的不懈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蕴含了丰富的人权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思想还对西方近代人权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方强：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划时代的国际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勒内·卡森(René　Cassin)将最主要的人权概括为：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友爱。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国经典文化中，财产权也得到很大重视。《管子》中提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杨朱强调保护财产权，认为“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孟子谴责抢占他人财物的人，认为“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医院副院长赖天文指出，与传统就医模式中挂号、诊断、治疗及随访等环节相互割裂不同，互联网+全病程管理不仅关注患者院内就诊过程，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多师共管’团队协同全程管理的方式，填补了公立医院‘三全四后’(检后、诊后、术后、院后)服务网络管理空白，将院前准备、院内诊疗、院外随访、康复管理等服务紧密串联，实现患者‘防、诊、治、康’一体化管理，推动医院从‘治疗疾病’到‘管理健康’的转变。“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1月18日至20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此次研讨会旨在依托古代经典文献阐发中国人权发展理念。

九游官网11月17日，东莞首家“互联网+全病程管理中心”在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医院(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正式揭牌。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医院院长邵义明在揭牌仪式上指出， 互联网+全病程管理中心的正式启动，让医疗服务模式创新上的又一重要举措，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医疗服务的全链条、智能化管理，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体验。

中新社记者：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其中阐述的人权观念，与中国古典作品中的哪些思想或观念有相似之处？

又如，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教育理念，强调了教育的公平性和个性化，这在当前依然没有过时。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赞颂中国独立于世界东方，与世无争。他认为欧洲两大霸主英国和法国分别为海洋和陆地霸权，希望美国保持中立。

不过，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限，伏尔泰等虽赞赏中国哲学家及相关法律制度，但他们的赞赏实际上更多受到欧洲传教士的译作影响，以及对孔子等中国哲学家的崇拜和借鉴。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

《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保护人的财产权。这一点与英国启蒙运动先驱约翰·洛克(John Locke)强调的三种基本人权有关，他重点强调了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此外，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为普通百姓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上升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人的公平权利的一种贡献。而在今天的美国，一些社会精英的孩子通过父母捐款和其他不公平方式进入常春藤大学，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没有这种财力，必须在成绩和课外活动中加倍努力。

方强：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古代经典作品由于时代的局限，往往在人权观念上存在诸多不足。这些作品基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与《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到的现代人权相比，东西方古典作品都存在可优化的空间，如东西方古典作品都没有强调妇女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当今时代，我们应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审视和继承这些作品，积极发扬其中符合现代人权理念的部分，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例如，孟子提出的“民为贵”，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这一民本思想不仅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文化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