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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不论是校园管理者、在校师生还是社会大众，都不妨打开思路，想方设法让大学校门“开得好”“开得巧”，在各方诉求之间取得平衡。某种程度上，新冠疫情前许多高校的开放状态，之所以能令当时的师生适应，也是多年逐渐调整、平衡的结果。如今，高校经历过去数年诸多变化，很多学生已经习惯了封闭式管理下的生活，建立新的平衡需要不断调试，也需要更多时间。对其他高校而言，复旦大学设立校园参观文明公约的做法，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和示范。未来，期待相关制度的落地施行能取得令各方都满意的结果，也期待更多高校采取实际行动，让校园环境在开放中越来越好。

购买足彩的手机app去年开始，高校要不要允许校外人士入内，一直是舆论场上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一话题，正反双方各持己见，以各种形式展开了充分讨论。近段时间，包括多所“双一流”名校在内，一大批高校纷纷打开校门，全面向社会开放，公众对此普遍表示欢迎，一时间让许多大学人气倍增。

在高校开放的两难处境之间，复旦大学的相关举措，无疑是平衡公共利益与师生诉求的一次积极尝试。对校外访客而言，该公约提出的“不进入教学科研办公场所及学生宿舍”“爱护校园公物，不污损、毁坏校内雕塑、人像等设施”等要求，都是理所应当之事。而对本校人员而言，公约允许校方对不文明的来访者下达“逐客令”，也使他们在校园开放这件事上有了更强的安全感，因此赢得了不少大学生的点赞。

这一结果，似乎显示争议的“天平”明显偏向支持打开校门的一方。不过，打开社交媒体，我们也不难看到部分在校大学生的抱怨，直指校外人士入校对其造成的种种不便。一方面，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的单位性质与办学精神，对其开放程度提出了一定要求，开放的大学校门有利于提升国民素质、健全国民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伴随着大学开放而生的某些问题，确实给在校师生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困扰和麻烦。

在之前围绕大学该不该“开门”而展开的争议中，支持“开门”的一方，更多强调的是大学的公共性，认为大学不应与外部社会隔绝；反对“开门”或主张慎重“开门”的一方，则更关注在校师生的合理诉求，认为大学应优先保障本校教学、生活秩序，然后再考虑其他社会职能。事实上，双方的观点和思路都没有错。如何把高校开放工作做好，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是非题”。

从原则上讲，大学当然应尽可能保持开放的姿态，特殊情境下的封闭式管理，注定不能成为常态。但是，高校的开放并非没有边界和底线，在打开校门的同时，高校有权执行必要的管理措施，对校园秩序与在校师生的正当权益负责。此前，有在校大学生激烈反对大学对外开放，一度引发舆论批评，认为这种心态有“自私”之嫌。但平心而论，他们提出的某些担忧也不无道理。比如，有大学生提出，之前几年在学校里从没丢失过自行车，甚至忘了锁都没关系，但打开校门后丢车事件陡增；也有一些高校因为游客太多，学生在食堂排不上队，来不及吃午饭就要赶去上下午的课。只有预防、化解好类似问题，高校才能引导在校师生认同开放政策，进而实现校园内外的双赢。

打开大学校门的正当性，不能遮蔽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反过来说，在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时，也不能因噎废食，把校门一关了之。日前，据多家媒体报道：4月17日，复旦大学保卫处发布校园参观文明公约，涵盖核验进校、交通规则、爱护公物、食堂就餐等内容，对校外人士提出了一系列行为要求。该公约最后提到：对违反公约或有其他影响校园安全文明的行为的人，学校有权予以制止或劝离。此前不久，复旦大学刚刚宣布社会公众可持身份证或“随申码”入校并开放食堂。这份文明公约此时出台，不仅无损于高校开放的进程与精神，也堵住了部分校外人士在校园里肆意而为的管理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