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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寒微：目前，有许多欧洲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多样性，包括中国的佛教、自然科学、历史等。但也有一种趋势是以更加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中国。

在中国研究者之中，通常存在不同立场。这些不同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工作。当然，政治方面也会试图控制学术。在我看来，当前在德国的一些讨论，比如关于中国能力的讨论，与此有很大关系。他们(政治层面)想塑造中国的某种形象，更倾向于把中国视为一种需要防范的力量。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这就是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

在中国，有一些日耳曼文学学者能够阅读赫尔德林和席勒的作品，但可能不了解康有为、谭嗣同、孔子、墨子或庄子等人；而在德国，有些汉学家专注于中国研究，但可能对黑格尔、赫尔德林，甚至马克思也不甚了解。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理想，当我作为一个欧洲人谈论问题时，我必须考虑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此外，今天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各种冲突。面对诸如此类的复杂局面，必须以多元视角看待。

但实际上，这应该值得庆幸。欧洲国家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面临一些共同问题，如水资源、空气质量、气候变化等。现在中国变得更加现代化，很多人要求中国必须节约资源等。这种期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常的，但也有部分原因在于西欧国家的一些政党将中国作为竞选议题，服务其政治需要，因为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会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导致了对中国看法的不客观，这是我观察到的一种趋势。

施寒微：我认为，这些因素与各自立场密切相关。比如在欧洲，人们长期以来乐见中国是廉价的生产者。但突然之间，中国开始创新，制造出比其他国家更好的电动汽车。于是欧洲人说，我们不再是出口大国，中国成了出口大国。中国的这种转变被一些欧洲人视为威胁。

汉学在欧洲是如何发展的？欧洲关注的中国学核心议题有哪些？形成了怎样的主流“中国观”？为增进相互理解，欧洲和中国应如何作出努力？围绕以上话题，与会知名学界专家、德国汉学家施寒微教授(Helwig Schmidt-Glintzer)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自欧洲汉学起源以来，欧洲人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思想、政治变革。奥托·福兰阁在20世纪初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东亚新貌》(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他在书中讨论了东亚国家开始改变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目前，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要理解这一过程，必须研究东亚国家的人民及其观念，汉学正是在做这件事。但不幸的是，因为某些原因，相关研究比过去有所减少。不过也可以理解，无论在哪里，社会研究总是复杂的。

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德国汉学家，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2023年底前担任图宾根中国中心主任、资深教授。其著述颇丰，专著多达几十本，涉及中国思想、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诸多方面。

大奖官方网页登陆以“中国学与欧洲的中国观”为主题的“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于当地时间6月2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汉学是论坛期间学术沙龙议题之一。

德国有许多汉学家用英语发表文章，不用德语写作，这有点问题，因为德国民众基本上只注意更易理解的信息。但现在也有非常好的德语作品，用以介绍中国和中国的多样性。

为增进相互理解，中国已经做了很多。有很多中国人去国外，学习外语，会说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而欧洲其他国家却没有像中国人学习欧洲语言那样学习中文。这是不平衡的。我们需要更多地学习中文。

德国在汉学方面的发展相对较晚。在德国，汉学最初作为东方学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初才成为独立的学术学科。在此之前，相关学者通常是东方学家，他们对中国感兴趣，但也学习其他语言。如德国早期汉学家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最初是印度语言和文化研究者，后来才成为研究中国的专家。可以说，欧洲汉学研究的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形成和欧洲征服世界有关。

关于“中国观”，在欧洲有不同立场。当下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些人希望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而另一些人则担心中国通过廉价商品破坏欧洲市场，因而出现了关于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进口关税的讨论。我认为这种讨论很正常，但也存在潜在危险，即可能让追求对抗的意愿变得比追求相互理解的意愿更强烈。

施寒微：德国的汉学研究，是随着中国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今天，德国虽然还有一些汉学家在研究甲骨文、汉代历史、宋代文化史等，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下的中国，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及其他文化研究方面的问题。这些人是专业研究者，他们会关注欧美国家的研究、英文的研究，也会关注中国的研究。从这点来说，德国汉学是世界汉学的一部分，也是欧洲汉学、西欧汉学的一部分，具有重要地位。

此外，欧洲和中国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扩展自己的视野。双方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也都有一些禁忌。我认为，如果双方都能够与自身立场保持一定距离，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简单些。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是我们可以怀着好奇心观察思考的好机会。我认为，想把所有国家都变得像美国、法国或德国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令人担忧的。对于拥有80亿人口的巨大人类群体来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找到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新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以及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我们必须找到新的道路，而中国正在走自己的道路，这实在是太好了。(完)

施寒微：从古至今，片面性是一直存在的。但如果仔细观察，人们可能会发现双方的共同点比差异点更多，这是我的经验。但对于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他们通常会相信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尽管这些报道往往非常片面。

中新社记者：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媒体及政治领域好像一提到中国就离不开“批判性视角”。这有何成因？欧洲和中国应以何种建设性态度看待彼此？

施寒微：这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故事。起初，欧洲传教士、商人等展现出对中国的兴趣。不同欧洲国家对中国产生兴趣的时间有所不同，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那时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法国、英国逐步走上征服世界的道路，当然想了解中国。因此，法国比其他地方更早出现可以称之为“汉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