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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杭州某信息公司向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2亿元，由某（香港）科技公司、何某涛提供保证担保，借款和保证合同均约定纠纷解决适用中国内地法律。某（香港）科技公司与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分别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和《质押协议》，为前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其中，《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标的是某（香港）科技公司持有的雷某公司股票，雷某公司系根据开曼群岛法律注册，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质押协议》约定质押标的是某（香港）科技公司持有的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的新某公司的股份。《股权质押合同》约定适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质押协议》约定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某（香港）科技公司根据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办理了雷某公司股票的质押登记。后因贷款逾期，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起诉杭州某信息公司还本付息等，并要求对某（香港）科技公司质押的雷某公司股权、新某公司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香港生某公司与英国维某公司签订《分销协议》约定，生某公司以维某公司名义就AlignRT产品（放射治疗患者定位系统）向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请医疗器械注册证，维某公司授权生某公司在中国范围内销售该产品；如果分销商未在当年度购买最低价值50万美元的产品，则维某公司有权终止协议；合同争议适用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后维某公司以生某公司在2020年度购买产品的价值不足50万美元、违反《分销协议》约定为由，宣布终止《分销协议》。生某公司认为其在2020年度所购买产品的价值超过了《分销协议》约定的最低价值，且在第一年度届满后的两个月内维某公司继续通过电子邮件和微信与生某公司交易，应视为维某公司已放弃终止协议的权利，维某公司单方终止分销协议给生某公司造成巨额损失，故诉请维某公司赔偿因拒绝履行《分销协议》而造成的损失以及如继续履行可得的预期利润。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查明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及多个判例，股票质押的设立一般通过签订股票质押协议的方式进行，结合《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和质押登记行为，应认定某（香港）科技公司已就合同约定的雷某公司股权设定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质押（押记）。根据美国纽约州《商业公司法》第911条（公司财产的抵押或质押或担保权益）“委员会可以授权对公司财产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或其任何权益进行任何抵押或质押，或设立担保权益。除非公司证明书另有规定，否则董事会无需股东投票或同意即可批准该行动”之规定，某（香港）科技公司就其新某公司股权提供担保已通过了董事会决议，且无证据证明某（香港）科技公司持有的新某公司股权证明书存在其他限制性规定，应认定某（香港）科技公司已就其所有的新某公司股权设定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质押。该院判决支持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要求对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由被告方承担域外法查明费用等诉请。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不服一审判决其他判项，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些典型案例彰显了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准确查明、依法适用域外法的鲜明立场，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法院国际化、专业化、跨法域的审判能力和担当精神。典型案例的发布对于持续营造我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某出资后是否已成为M公司股东、董事，即姜某柏、高某中是否履行了以赵某名义增资并确保其成为M公司股东、董事的义务。由于公司股东、董事身份的认定应受法人的属人法支配，故应适用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首先，就股东身份而言，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8条规定，公司股份应当由凭证加以证明，除非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规定公司股份中的一部分、全部或者某一类的股份属于无需取得凭证的股份。本案中，由M公司总裁高某中签发给赵某的股权证，是确立股东身份的重要凭据。尽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8条规定股权凭证应由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等两人共同签署，但该法第142条规定，一人可以兼任公司若干个职位，除非公司成立证明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而本案高某中签发股权证的行为是履行公司董事长和秘书的双重职责。且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判例认为，公司发行给股东的股权证仅有一人签名之形式瑕疵时，不能以此为由质疑股权证的合法性。综上，赵某持有的M公司股权证真实有效，在收到股权证之时其已被登记在M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故赵某实际已成为M公司股东。其次，就董事身份而言，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11条规定，董事会可以全权决定根据远程通信的方式召开董事会，并且法律并未规定董事会的此项决定必须以书面方式作出。本案中，赵某经M公司特别股东会议选举，已经成为M公司的董事。前述事实表明姜某柏、高某中已按照系争合同履行了约定义务，赵某已成为M公司的股东、董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赵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交了法律查明报告，就多个争议焦点提供了观点相左的法律资料。查明报告中包括成文法、判例法以及英国法学著作如《奇蒂论合同法》等，其中判例涵盖合同默示条款的解释、合同终止权利的放弃、违约损害赔偿范围、免责条款等多项法律适用问题。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第一，法律意见书无论是由域外法查明中心或外国律师出具，其性质均为关于外国法律的专家证言，应交由当事人质证。第二，在外国判例法数量庞大，双方当事人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异议且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当事人提供法律内容及相关辅助学术资料、有关法律专家的意见说明等，经过综合分析、比较、甄选，最终对域外法律的内容作出认定，不能以当事人存在异议为由而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本案的处理体现了坚持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查明并准确适用域外法律，对于提升人民法院涉外审判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适用中国法律，故本案适用中国法律审理。根据海商法相关规定，青岛某物流公司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对运输过程中的货物灭失或损坏向托运人承担赔偿责任。案涉货物于铁路运输中遭受毁损，青岛某物流公司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应当依据海商法第105条的规定，适用墨西哥调整铁路运输的民商事法律。根据某域外法查明研究中心的查明结果，青岛某物流公司的赔偿责任及责任限额应当适用墨西哥《关于铁路服务的实施法》第52条规定，自江苏某玻璃公司提出赔偿主张日，按照每公吨对应联邦首都区现行一般最低工资15日的金额计算。南京海事法院据此判决青岛某物流公司应向江苏某玻璃公司支付人民币19662.93元及利息。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二是运用丰富多元的查明途径。拓展丰富多元的查明途径是解决域外法查明难的关键环节。一般而言，作为手段的查明途径应当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原则上只要有利于域外法律查明的合理途径均可加以利用，以保障准确适用域外法解决当事人争议。在案例三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与某（香港）科技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就本案所涉多个法域的法律问题一揽子委托某域外法查明研究中心进行了查明，一次性地解决了案涉多个法律争议。

本案系兼具涉外、涉港因素的合同纠纷，涉及多重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约定，对于借款及保证法律关系应当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对于质押法律关系，因分别约定了不同准据法，对《股权质押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审查应当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对《质押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审查应当适用美国纽约州的法律。对于涉及多重法律关系的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准确识别当事人争议的各法律关系，针对不同法律关系分别确定应当适用的准据法，并在裁判文书中分别予以阐述。本案适用的准据法包括中国内地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和美国纽约州法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选择适用域外法时，即负有提供该域外法的义务。但该规定并不限制人民法院为一次性解决争议、积极主动查明或补充查明外国法律。本案根据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就所涉多个法域的法律一揽子委托某外国法查明研究中心进行了查明，提高了查明效率。此外，本案查明费用由申请人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直接支付给查明中心。对于查明费用的负担问题，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及案件实际情况，判决由违约方承担，明确了在根据当事人约定适用域外法情形下因查明域外法而发生的合理费用的负担规则。

本案系涉外出资纠纷，双方虽在系争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某是否具有M公司股东、董事身份。该争议应依据M公司登记地法律即美国特拉华州的法律及相关判例规则予以判定。法院依据查明的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最终认定赵某已成为M公司的股东、董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各自通过美国律师事务所出具专家法律意见书，提供了美国特拉华州相关法律。对双方提交的美国特拉华州法典第八篇第一章普通公司法相关条文和判例的真实性，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进行了当庭查询，并交由双方质证、消除双方异议，有效提升了域外法律查明的准确性和专业性。

2020年初，原告江苏某玻璃公司与被告青岛某物流公司订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在青岛某物流公司签发提单等运输单证的情况下，青岛某物流公司应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协议签订后，江苏某玻璃公司通过其代理公司向墨西哥公司出口钢化玻璃和塑料饰条，约定总价140545.88美元。其后，江苏某玻璃公司通过其代理公司向青岛某物流公司发出《委托书》,委托青岛某物流公司运输案涉货物至墨西哥。青岛某物流公司向某海运公司订舱托运，并委托报关公司办理了货物出口通关手续。青岛某物流公司于2020年4月签发多式联运提单，装货港连云港，卸货港及交货地为墨西哥阿波达卡，运输方式为CY-DOOR（场到门），并向江苏某玻璃公司收取海运费15400美元。2020年5月20日，案涉货物经过海运到达墨西哥，在后续铁路区段运输过程中，由于火车脱轨导致5个集装箱内的货物全部损坏。江苏某玻璃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青岛某物流公司全额承担货损赔偿责任并赔偿海运费。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项目工程竣工且投运使用，四川某工程公司已完成涉案项目的投运前监理初检报告，某中亚公司认可四川某工程公司已经移交部分监理资料，故剩余基本监理费的支付条件部分实现。陕西某化工公司并非监理合同当事人，四川某工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陕西某化工公司与某中亚公司存在法人人格混同情形。据此，判决某中亚公司支付四川某工程公司监理费22.68万美元及利息，驳回四川某工程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四川某工程公司和某中亚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对某中亚公司应付监理费的认定符合合同约定，某中亚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川某工程公司要求陕西某化工公司对其全资设立的某中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涉及股东义务问题，应适用某中亚公司设立登记地法律即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法律予以认定。《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57条第3款、第9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为一名自然人或法人，股东负有足额出资的义务，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但也存在法定和约定的例外情形。《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116条第2款、《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7条分别对例外情形作出了规定，但对一人公司并未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即法人人格混同推定的做法。因四川某工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关于陕西某化工公司与某中亚公司人格混同的主张，故该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正确，对股东义务的法律适用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陕西某化工公司中标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丹哥拉经济特区高压输变电项目，并在该国注册成立了某中亚公司。2017年9月29日，四川某工程公司与某中亚公司签订《委托监理合同》，负责对上述工程进行监理。案涉工程项目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已投运使用，某中亚公司欠付监理费。四川某工程公司认为，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监理义务，某中亚公司应当全额支付监理费36万美元及迟延付款利息；陕西某化工公司作为某中亚公司唯一股东，二者在财产、管理及人员方面存在混同，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某中亚公司则认为，四川某工程公司未尽监理义务，其不应当支付全额监理费。陕西某化工公司认为，其与某中亚公司不存在混同情形，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四川某工程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陕西某化工公司和某中亚公司连带支付监理费2472552元及利息。

四是提高查明域外法的效率和准确性。长期以来，域外法查明周期长、查明准确率低是制约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的难题之一。为提高查明域外法律的效率，避免重复劳动，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庭前会议等方式与当事人商定需查明的域外法律范围。在案例四江苏某玻璃公司与青岛某物流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中，海事法院在庭前召集双方当事人确定了所需查明的争点以及所涉的域外法律查明范围，极大提高了域外法律查明的效率。

本案争议焦点为陕西某化工公司作为某中亚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否具有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义务以及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股东权利义务应适用登记地即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法律。为查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连带责任的有关规定，在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外国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委托与高校共建的法律政策协同创新中心对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相关法律进行查明，为准确适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亚国家法律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做大做优做强经贸投资、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司法指引。

——中国某银行浙江省分行与杭州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某（香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何某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此次发布的5个典型案例，涉及公司出资、买卖合同、担保合同、多式联运合同、工程监理合同等常见涉外民商事案件类型，涉及美国、英国、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这些典型案例中争议的域外法查明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丰富域外法查明实践、明晰域外法查明规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是保障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准据法是解决当事人争议的规范依据，事关当事人权利义务如何分配。当准据法为域外法时，不论该法律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获取还是当事人提供，相关域外法律材料均应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充分辩论、发表意见。在案例一赵某与姜某柏、上海鹏某（集团）有限公司、高某中及美国M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纠纷案中，人民法院主动利用计算机网络对存在异议的域外法律条文和判例进行当庭查询核对，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并邀请法律专家发表意见，最终消除了各方异议。

本案双方当事人分别委托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英国某大律师出具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的查明报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本案案情，对两份查明报告的证明力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最终采信了维某公司提供的英国法律查明报告。该院认为，首先，根据维某公司提供的查明报告所载明的判例规则，当合同明示条款与默示条款不一致时，则不存在法院适用默示条款填补合同漏洞的空间。在《分销协议》已对“最低价值”的含义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生某公司主张可适用英国合同法上的默示条款并基于商业目的将生某公司购买的附件6以外的其他产品价值计入“最低价值”，缺乏法律依据。生某公司在2020年度所购附件6中的产品未达到50万美元的标准，维某公司依约享有终止合同的权利。其次，根据英国法院相关判例规则，守约方默示放弃合同终止权利应有明确行为及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维某公司已放弃终止合同的权利。据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生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本案系多式联运合同纠纷，当事人虽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因案涉货损发生在墨西哥的铁路运输区段，依照海商法第105条规定，应当适用墨西哥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及责任限额。对于本案所涉墨西哥法律，海事法院委托某域外法查明研究中心予以查明。为提高查明域外法律的效率、减少重复劳动，本案中海事法院召集各方当事人共同确定查明域外法律的范围。首先向双方当事人征求、汇总了所需查明的域外法律问题，其中包括墨西哥法下本案应当适用什么法律，法律适用的路径与逻辑，承运人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的具体规定以及是否存在责任限制的适用前提和除外情形等。海事法院通过专业查明机构查明域外法律，双方当事人对于查明内容均不持异议，为准确查明和适用域外法提供了良好示范。

M公司是根据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姜某柏、高某中系M公司股东，高某中任公司总裁。赵某与姜某柏、高某中及上海鹏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M公司向赵某增发价值400万美元的新股，姜某柏、高某中应保证收到增资款后两个月内完成以赵某名义对M公司的增资，确保赵某成为M公司新股东及董事、享有股东权利与董事职权。上海鹏某公司为姜某柏、高某中履行合同提供担保。合同约定关于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随后，赵某依约将人民币3304万元汇款至指定账户。2002年4月9日赵某获得M公司股权证明一份，高某中在“总裁”处签名。2002年4月18日、5月22日，高某中召集电话会议分别通过增资提案、修改公司章程决议。2002年5月23日，M公司召开特别股东会议，决定选举赵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截至2002年4月5日的M公司股东名册上，赵某被列为“已缔约，但尚未签发股票”的股东。后各方就赵某是否具有M公司股东身份产生争议，赵某诉至法院要求姜某柏、上海鹏某公司、高某中返还人民币3304万元、支付利息及相应罚息。

botim网页版登入涉外民商事审判是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的法治营商环境。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等法律规定，查明并准确适用域外法解决当事人争议，是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展现国家司法形象、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坚定不移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总要求，切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推进以涉外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专门对查明域外法律问题作出规定，并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司法解释对于域外法律的查明责任、查明途径、查明程序、认定标准等进行了系统完善，为域外法查明实践提供了规范依据。为增强对司法解释的全面准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查明和适用域外法典型案例。

一是明确域外法查明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域外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查明域外法的责任主体。人民法院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查明域外法律，不得将应由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也不得简单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转而适用中国法律。在案例二生某医疗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维某医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律包含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学著作等大量资料，当事人之间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很大争议，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和认真比较，审慎地对域外法律作出了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