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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来看，这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齐发力的结果。”刘英分析说，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呈现出逐步复苏向好态势，多地文旅消费火爆尤其瞩目。外贸出口实现稳健开局，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规模单季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速创6个季度以来新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新兴市场保持活力，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市场稳健增长。同时，我国对外投资保持平稳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提升。

5月29日，IMF在北京宣布中国经济将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增长5.0%和4.5%，与今年4月的预测相比，均上调了0.4个百分点。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基于中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强劲增长态势以及政府近期推出的有力政策措施。

余翔认为，随着经济内生动力逐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需要更全面的一揽子政策促进实现高效转型、降低转型成本。同时要客观看待我国在吸引外资层面出现的波动，持续优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中国积极拓展外部市场，还体现在近期密集的中外贸易投资互动日程上：5月30日至6月2日，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应邀访美，同美国战略学术界人士、工商界人士深入交流。5月31日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先后访问阿联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会见访问国经贸代表并出席中资企业座谈会等。

稍早前，5月26日至27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时隔4年5个月重启，三国聚焦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等务实议题。中国连续多年是日本、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3年，日本、韩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会议期间，三方一致同意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化，在东盟与中日韩等多边框架内保持密切沟通合作。中方提出，深化经贸互联互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尽早恢复并完成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在5月30日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中方宣布愿同阿方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包括：更富活力的创新驱动格局，更具规模的投资金融格局，更加立体的能源合作格局，更为平衡的经贸互惠格局和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我国对外市场呈现出更多元、更开放的特点。尽管当前外部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上升，但总体上利好因素并不少。”刘英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我国在与阿拉伯国家、日韩、东盟和其他各区域拓展经贸合作的过程中，特别是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地生效后更加注重加强机制性建设。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带动我国新技术和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进一步稳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和韧性。

“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保持韧性。”戈皮纳特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这得益于市场化改革、贸易开放以及与全球供应链的融合。中国在支持低收入国家债务重组、推动全球绿色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IMF期待在这些方面与中国进一步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国际机构看好中国经济增长态势，释放出多重信号：首先，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今年我国GDP实现5.0%以上的增长速度完全可期。其次，加快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先进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更快增长，有效实现了经济层面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同时，欧美国家高利率、高通胀的经济政策环境，凸显出我国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政策空间和增长潜力。

工银亚洲app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经济学者表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有力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机构的广泛认可显示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面对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增加、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中方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

“中国经济仍面临一些阻力。”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5月29日在北京表示，政府需要持续出台有效措施来化解房地产行业风险；为应对潜在金融风险，需谨慎关注地方政府债务和小型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等。她同时指出，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些挑战，将工作重心放在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上，采取支持创新、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等措施，以及出台一些政策来化解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的风险。

中国连续多年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阿经济在石油进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以及低碳经济等工业生产方面高度互补，共建“一带一路”在阿拉伯国家联盟22个成员国实现全覆盖。此次部长会期间，中阿还就未来两年推进多双边、经贸、投资、金融和基础设施等各领域合作作出规划。

另一个潜在风险来自于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今年，捷克、匈牙利、瑞典和瑞士等欧洲国家央行已进入降息周期，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于当地时间6月6日加入降息“队伍”。然而，美联储降息前景仍扑朔迷离，美国经济陷入既要避免经济衰退、又要遏制通胀的两难困境。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如何来应对汇率波动风险？对此，刘英建议，针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我国企业应积极关注汇率变化，运用外汇期权等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余翔则进一步指出，我国坚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已显著增强。

IMF提出的5.0%的预期增长，与今年3月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5%左右”的GDP增长预期目标相吻合。“和国际相比，我国对自身经济发展态势有着更深层的认识。”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余翔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更重要的是，14亿人口基数上孕育出的超大规模市场，使得中国经济可从供需两端持续为发展激活内生动力，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体量的科技研发人才，进而让国际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预期具有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