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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地人仅仅运入大米的话，估计不会有这么多水稻植株不同部位的植硅体存留，况且远距离运输粮食也绝非易事。”李宇奇称，团队推测当地应该存在小规模的水稻种植，“考虑到当地极度干旱的环境，如果早在战国晚期就能种植水稻，那就说明当时的农人已经充分掌握了应对干旱环境的水利灌溉手段，足以将水稻种植推广到同样干旱的中亚西部地区以及西亚地区”。

“最让我们感到惊喜的就是发现少量但多样的水稻植硅体，包括扇型、双峰型和疑似小穗轴中的植硅体，分别产生于水稻的茎叶、颖壳和小穗轴。”李宇奇介绍，通过测量水稻扇型植硅体扇面长与扇柄长的比值，团队发现，哈合仁遗址种植的水稻类型大概率是起源于我国长江下游的粳稻。

哈合仁遗址，是位于新疆焉耆盆地北部山前地带的一处农牧结合人群遗址，年代从战国晚期遗址延续至汉晋时期。其最大特色在于地表保留着大片石构的水利灌溉设施遗存，研究认为，古人正是靠着这样的设施在山前地带恶劣的干旱环境中发展粗放灌溉农业。

必赢bwin官网入口中新网郑州10月24日电 (记者 韩章云)10月21日至23日，2024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在河南郑州举行。记者从大会获悉，我国研究人员通过植硅体分析方法，在新疆哈合仁遗址发现史前水稻种植证据，表明很可能存在一条首先经过新疆，再达到中亚西部的早期水稻西传路线。

2021年，国外学者斯宾格勒等利用有限的资料，推测水稻向欧洲的西传可能有两条通道，即仅仅经过中亚最南部地区的中亚通道和沿印度洋海岸延伸的沿海通道。随后，伊朗北部一处遗址和我国新疆乱杂岗子遗址发现测年分别为公元前120年左右和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稻粒，但未对斯宾格勒的猜想形成太大挑战。

该路线与国外学者斯宾格勒等提出的中亚路线最大的区别在于，凸显了我国新疆及西部其他地区在水稻西传过程中的作用，因此被李宇奇团队称为水稻西传的新疆通道。

水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驯化和种植区域的扩大，对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全球生态变迁产生过深远影响。考古发现，中国是最早驯化水稻的地方，一直以来，国内外研究人员都在探寻中国水稻向西方传播的路径。

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宇奇介绍，由南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及相关文博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通过采集哈合仁遗址两处剖面上的土壤样本，发现了多种作物和杂草的植硅体，一种高等植物生长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形状的二氧化硅颗粒。

李宇奇称，该发现不仅找到了整个广义中亚地区最早的水稻种植证据，还重构了水稻在欧亚大陆传播的路径。该项研究成果已于今年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报告》。(完)

“结合上述国外学者的研究与考古发现，我们团队重新勾勒出了一条水稻经中亚西传的路线，即从我国西北地区最早的粳稻遗存发现地甘肃东部出发，经东天山，到达哈合仁遗址所在的中天山，再进一步传播到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最后到达伊朗一带，为进一步西传奠定基础。”李宇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