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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中国，由于“先生”概念的自身演变趋势和西学东渐的时代大变局，以上两种含义的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完整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

潘若天强调，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当代社会关于“先生”的争议与讨论，凸显的是自清末以来“先生”概念在演变过程中一直潜藏的价值危机。

刊发上述文章的《妇女研究论丛》是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的全国性学术期刊，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该刊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构建，关注国内外妇女/性别研究前沿，及时反映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发展。

在他看来，传统“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占据主导地位。自19世纪中期西方汉学家强行将“mister”和“先生”建构起互译关系开始，“mister”作为一种特殊含义开始悄然“寄生”在“先生”概念的躯壳之中。最初它仅位于边缘位置，无法对“先生”概念的核心含义造成威胁。但在近现代社会，西方语言、文字、观念、文化等被渲染上了一层“天然的合法性”，“mister”藉此“合法性”的庇佑不断挤压其他含义的生存空间。久而久之，“男女皆可用”的含义逐步边缘化，“mister”及其背后的性别因素在不知不觉间从“寄生”转为“主宰”，一跃而成“先生”概念谱系中最核心的含义。

文章认为，晚清时期由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miser”与“先生”的互译联系，虽然1949年之后在我国内地一度消亡，但在港澳台地区依旧盛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作为“mister”对译的“先生”概念再次从港澳台地区回流。随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围日益膨胀，逐步瓦解“同志”“师傅”在男性称谓上的统摄地位，“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先生”席卷中国并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既是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社会对新称谓的诉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风催发的一粒词汇的芽粒”。而根植于传统的“男女皆可用”的“先生”概念则被迫居于支流。

潘若天表示，如今广泛使用的“先生”，早已与前近代时期的“先生”无甚关联，两者虽使用同一个“皮囊”，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实质与内核。从这一点而言，女性之所以不宜称“先生”，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西方语言“侵入”后对中国称谓体系的改造与重构。

文章指出，由此，两种含义的“先生”概念产生竞逐：“仅男性可用”的含义挟西方话语霸权而被社会广泛认知；“男女皆可用”的含义则因政府“钦定”而具有合法性，在两者之间白热化的角力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

广告扫码登录账号登录手机登录xyhh168近日，《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题为《女性何以不宜称“先生”？——性别视域下“先生”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变迁》的文章，从概念史和性别视域出发，梳理了“先生”概念传统和近代中不同的发展路径及其演变的内在理路，辨析近代“先生”概念在跨语际实践中与英文“mister”之间的复杂关联。

潘若天在文章中写道，“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称谓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日常社会交际中起到重要作用。颇为吊诡的是，对于这一使用频率如此高的概念，其确切内涵却存在巨大争议——一方面，大众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专有称谓，并认为此乃不言自明的“常识”；另一方面，在一些正式场合，“先生”成为部分杰出女性的称谓。由此常常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男性天然可称“先生”，而女性只有杰出者才有资格称“先生”，这岂不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例证？

文章称，“先生”概念最初的“首生”含义，主要指时间上的先后，而非性别层面的区隔。传统中国的语言实践中，“先生”概念并非男性独享的话语空间，它在性别层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特别是在老师、医生、道士、占卜者、说书人等职业中，无论男女，皆可使用“先生”之称。至少在明清之际，“先生”概念“男女皆可用”的含义在社会上居于主流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概念的含义大幅度萎缩，成为对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或海外华侨群体不分性别的称谓，“男女皆可用”这一含义在这一时期还在延续。作者认为，新中国摒弃“先生”的关键原因在于它内在的阶级意识。随着“先生”概念的失势，“同志”这一具有政治平等性和无性别区隔的称谓开始占据社会主流。

此外，“先生”还有两重含义也在不断发展与传播。其一，用“先生”称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等，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是1949年之后“先生”概念衍生含义的时代性延续；其二，用“先生”称年长而有威望者，这与自先秦以来用“先生”尊称“学士年长者”相关。目前以上两种用法皆不强调性别因素，并且在政界、学界的部分特殊场合得到广泛使用。不过在现代“先生”概念谱系中，以上两重含义仅居于支流地位。

该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讲师、学生工作办公室老师潘若天，他出生于1990年1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