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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不热电脑版2023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白皮书指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量有所下降，但性侵案件仍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有所上升。2022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同比上升20.4%。 一个个数字背后，是女童保护的严峻现实。新京报记者梳理司公开案例发现，涉性侵女童类的犯罪，正在受到来自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 从司法层面来看，涉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规不断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地，让“吹哨人”不断出现；来自网络空间的监管，也正在逐步斩断“隔空猥亵”的黑手。 织密法律保护网 公开披露的案例，体现的是司法机关的鲜明态度。 例如，某地一起以编造“道士”身份，以“算命”“施法消灾”等手段哄骗涉世未深的未成年女学生，继而实施奸淫、猥亵行为的周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与被害人的奶奶恋爱后，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还多次猥亵、性侵的马某某，最终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二次奸淫、长期猥亵继女的张某，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央视新闻报道，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3年5月23日，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强奸未成年人的罪犯倪笃群、王小山、孙保昌依法执行死刑。 罪犯倪笃群在2017年1月至2019年8月间，隐瞒真实身份，通过QQ聊天等方式选择小学或初中女生为犯罪对象，假借恋爱之名，采取胁迫、哄骗、利诱等手段，先后强奸幼女6人、未成年少女1人，其中长期、多次强奸4人，造成2人怀孕流产。倪笃群还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精神控制，教唆、诱骗被害人寻找十岁左右的留守女童供其强奸。罪犯王小山在2017年下半年至2019年1月间，通过QQ聊天等方式，选择小学或初中女生为犯罪对象，骗取被害人信任后，胁迫、哄骗、引诱被害人发送裸体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实施“隔空猥亵”，后根据被害人性格、反抗程度，选择部分被害人以公开裸体照片、视频相威胁，带至宾馆等处，伙同同案犯轮奸，或单独实施强奸，共强奸幼女3人、未成年少女2人，猥亵幼女9人，强制猥亵未成年少女4人。此外还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罪犯孙保昌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间，通过QQ聊天等方式，选择小学女生为犯罪对象，胁迫、引诱被害人发送裸体照片、视频供其观看，后以公开照片、视频等相要挟，将被害人约出见面实施强奸，对强奸过程拍摄视频，再以公开所拍视频胁迫被害人继续发生性关系，共强奸幼女4人、猥亵幼女3人。孙保昌曾因强奸幼女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不满一年又强奸幼女，系累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负责人指出，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应当特殊、优先保护。人民法院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各类犯罪依法严厉打击，对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挑战法律和伦理道德底线的性侵犯罪，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对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的极少数犯罪分子，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绝不手软。 在上述三案中，犯罪分子均是通过网络聊天的手段，专门挑选小学或初中女生作为侵害对象。倪笃群通过QQ聊天等方式，假借恋爱之名，行残害之实，不仅实施强奸，还反复“洗脑”进行精神控制，扭曲未成年人“三观”；王小山、孙保昌先在线上实施“隔空猥亵”，再挑选被害人在线下实施强奸，使被害人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 对三名罪犯依法判处死刑，既彰显了人民法院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严惩的鲜明立场，也提醒广大未成年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提醒家长、学校和社会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性教育和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同时，推动加强网络治理与监管，使网络平台和监管部门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网络治理主体责任和监管职责，有效防范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和预防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涉网络犯罪，共同为未成年人营造清朗、安全的良好环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幸福安宁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在这背后，是涉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通过并施行，其中并没有直接针对性侵、猥亵女童方面的具体条文。这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青少年保护专门法律，填补了此前的立法空白。 “‘未成年人保护法’自1991年颁布至2020年修订的近30年期间，与时俱进，未成年人保护的理念、立法技术和规范内容不断趋于完善。”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郗杰英撰写的《与时俱进的》，追溯了这部法律的历史沿革。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强奸罪，并对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规定了更重的处罚，对遭受不法侵害的女童提供了更为严密的法律保障。 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又经历三次修订。郗杰英说，2006年第一次修订时，在权利、原则和制度构建等方面有所突破，2012年修正时注重细节保护，2020年修订是建构未成年人保护的体系。 其中，2006年修订时，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权利和保护原则，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禁止拐卖、绑架、虐待、非法收养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性骚扰。” 这一条款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和性骚扰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在2020年修订中，增加了司法机关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措施。”郗杰英在文章中写到。在2020年法律修订时，司法机关关注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是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对遭受性侵害、暴力侵害的未成年人更要注重解决其深层次的生存权、健康权保障问题。第一，司法机关在询问遭受性侵害、暴力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应当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等措施，并尽量一次完成，如果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是女性的，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询问。第二，司法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相互配合，对遭受性侵害、暴力侵害的未成年人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法律援助、经济救助、心理干预、转学安置等保护措施。 强制报告制度，让“吹哨人”成为可能强制报告制度最早在2020年提出。当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2020年9月，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纳入法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 一些原本难以被发现的性侵案件、隐匿于家庭等场所的性侵行为，开始得到揭露。 在强制报告制度中，明确指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等具有“强制报告”义务，主要包括：居(村)民委员会；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等教育机构及校车服务提供者；托儿所等托育服务机构；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诊所等医疗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旅店、宾馆等。 2023年，江苏泗阳县的一家医院接诊一名女童。医生通过身体检查发现了异常，认为其很可能遭遇了侵害，第一时间留存了相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警察找到了隐藏在孩子身边的犯罪分子刘某某，法院对其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向徐医生发放了2000元奖金，并向社会公开通报。 而一些不履行强制报告责任的相关人员，也被追责。最高检曾发布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提及，2021年6月7日晚，广西桂林，5名男子在宾馆对一位未成年女性实施了强奸。3天后，该未成年女性报警。法院除了对这五名男子判刑之外，还针对强制报告责任进行了追究。 案发当晚，涉案的6人入住了桂林的一家宾馆。宾馆在接待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入住时，没有严格落实登记制度，也没有询问入住未成年人的相关情况。当宾馆工作人员发现异常情况后，并未按照强制报告的要求向公安机关报案，怠于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因此，宾馆也受到了相应的法律追究，2021年8月11日，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对涉案宾馆作出罚款二万元，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的处罚决定。 据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经过三年司法实践，检察机关建立案件倒查和督促追责工作机制，在办理每一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倒查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发现有关人员不依法履行报告责任的，通过移送线索、通报情况、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追责。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对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人员起诉追究刑事责任14人，制发检察建议2829份，督促行政主管部门追责1143人。2023年，检察机关通过强制报告制度发现犯罪3794件，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7.5%。一些可能因职务而较为密切地接触接触未成年人的群体，也有来自法律的约束。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指出，“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教育部门也印发并实施准则，强调对涉及猥亵、性侵未成年人的教师开除并录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据澎湃新闻报道，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人民法院采取多种措施，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全方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切实有效防范和减少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假借恋爱性侵多名幼女的倪笃群，线上“隔空猥亵”线下威逼强奸的王小山、孙保昌等，依法判处死刑，彰显人民法院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严惩的坚定立场。可以说，对每一起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通过依法严惩犯罪分子，明确表达了“侵害孩子者，必严惩不贷”的鲜明态度。斩断“隔空猥亵”黑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使得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游戏、社交平台等渠道，诱骗、侵害未成年女童。这类犯罪手段隐蔽、危害大，已成为女童保护工作的新难点，也给女童保护带来新的挑战。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显示，“网络性侵”“隔空猥亵”等成为当下新的性侵犯罪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消息：检察机关在三年时间内起诉涉嫌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761人。在《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中可见，当年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中，网络性侵案件17起，部分法院近年来审理的性侵儿童案件中，有近三成是被告人利用网络聊天工具结识儿童后实施。 2023年6月1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官微发文指出：隔空猥亵是指行为人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以互联网为媒介，打着“个性交友”“招募童星”等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的违法犯罪行为。 新京报记者检索发现，2018年11月，进入最高检公布的第11批指导案例的武汉骆某案，是司法机关办理的第一起“隔空猥亵”案。 2017年，武汉的骆某通过网络添加13岁女童为好友，而后恐吓索要裸照，又威胁其在线下见面、开房，企图进行猥亵，后骆某在前往宾馆的路上被抓获。当时法律上未有相关规定，法院一审曾认为骆某并非猥亵。最终检察官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骆某的行为符合猥亵儿童罪的两个本质特征及外在表现形式。具体来说，骆某主观上意图通过观看女孩的照片达到性刺激的目的，而且是以强迫的方式让女孩按照他要求的动作、姿势进行拍摄。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受害者的性羞耻心，对女孩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法院二审最终认定骆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其中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 2024年3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公布一起案例：被告人舒某在三年多时间里，隔空猥亵多名7至10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索要私密照片，辅以公开私密照片一类的言语威胁，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害。 最终，舒某被依法判决犯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是自2018年最高检颁布第一批指导案例以来，公开报道的“隔空猥亵”案中处罚力度最大的一起。 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作关于人民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透露，自2018年确立“隔空猥亵”追诉原则以来，截至2022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已起诉利用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130名。 据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观察到，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发起心理救助的专业评估不足，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生物样本提取、身体检查时多无专业心理咨询师全程陪同。而一些未成年人被性侵后易产生羞愤、恐惧的心理，拒绝接受心理疏导，导致因缺乏专业心理评估而丧失最佳救助时机。此外，延续心理救助的有力措施不多，考量救助成效的科学评估不全等问题仍然存在。 “在性侵案件审理中，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及时、专业的心理救助，助其走出心理阴影、恢复心理健康是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应有之义。”因此，马秀珍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写道，建议将性侵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一案一心理救助”纳入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新京报记者 汪畅 实习生 严梦雨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