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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广播艺术团每周将在抖音直播间打造以“广播云剧场”为主题的院团公演日。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艺术家将在直播间呈现声乐、器乐、曲艺等优质演出内容。

第三，双方将共同助力非遗相声艺术的推广，合作直播“非遗相声大会”，在直播间共建全国曲艺工作者学习交流的新平台，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声名家为网友带来传统经典和紧扣时代脉搏的优秀作品。

中国广播艺术团与抖音直播此次联合发起的“国艺正当潮”线上比赛，也为更多文艺从业者提供了展示舞台。来自天津的主播@桂梓三弦&中阮在此次比赛中获得了器乐专业赛道第三名，在8月29日的晚会现场与中国广播艺术团中阮演奏家耿慧共同演奏了《醉拳》。“90后”的她是天津河东区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为了让这门传承千年的小众技艺被更多人了解，她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介创新表演形式，将传统技艺和现代流行元素相结合，把三弦弹出“摇滚风”，让网友们耳目一新。她在南昌万寿宫用三弦弹奏外国流行音乐的短视频点赞量超过400万，直播间里最高在线人数超过23万。

据了解，中国广播艺术团成立于1949年，是国家级综合表演艺术团体，下设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广播说唱团、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中国广播电声乐团、中国广播合唱团五个分团。团内名家荟萃、阵容强大，涌现了侯宝林、马季、姜昆、冯巩、彭修文、王立平、聂中明、殷秀梅等一大批艺术名家。

活动期间，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艺术家们陆续开启148场个人直播，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官方抖音账号也同步直播了15场精品演出内容，包括讲述节气文化的二十四节气交响套曲《万物生长》、唱响丝绸之路家国情怀的民族交响歌剧《莫高窟》以及用幽默语言诠释新时代新风貌的《中国广播说唱团新作专场》等。这些线上直播总计获得1976万人次观看，收到了94万元的线上礼物打赏收入。“直播间为艺术团开辟了演出新场地和增收新渠道。”贾旭明说。

贾临远表示，未来，抖音直播将继续与中国广播艺术团携手，发挥院团艺术资源优势和抖音直播的传播优势，培养更多中青年艺术家“主播”，让声乐、器乐、曲艺等优质演出更多融入广大网友生活，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

“中国广播艺术团历史悠久、群星荟萃。通过直播，老一辈名家和新生代艺术家来到了年轻人中间，将‘殿堂级’的表演带进直播间用户的日常生活。”抖音集团部委合作总经理贾临远在致辞中介绍，中国广播艺术团70名演员从今年3月份起已直播1700余场，吸引5043万线上观众观看。“未来，我们将与广播艺术团继续携手，发挥院团艺术资源优势和抖音直播的传播优势，打造更多中青年艺术家‘主播’、让殿堂级艺术通过直播‘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了解，今年7月，中国广播艺术团联合抖音直播发起“国艺正当潮”活动，面向唱歌、器乐、相声三大类别的才艺主播组织线上直播比拼，由王洁实、魏金栋、奉朝红、赵炎等艺术家参与评选。比赛持续了14天，吸引1.2万名主播参与，#国艺正当潮#话题在抖音播放量超1.37亿。

“国家级文艺院团并不缺少优质内容的输出，缺少的是新颖的传播方式和符合当代观众网络观看习惯的平台。”中国广播艺术团抖音公会代表贾旭明在晚会现场表示，抖音直播与中国广播艺术团联手恰逢其时，一方面展现了艺术团蓬勃的精神面貌和极高的艺术品质，另一方面发挥了提升网络直播品质、引领观众艺术审美标准和欣赏水平的作用。

“通过新媒体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平台和院团强强联手、一拍即合。”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刘学俊表示，此次活动的初衷是挖掘和培养“国艺”新力量，以直播助力传统文化发展，让传统文化走进公众视野。“中国广播艺术团将充分发挥历史悠久、成就卓著、名家辈出的国家院团的独特优势，与时代同频共振，与新媒体双向赋能，为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行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抖音的优质主播有机会加入中国广播艺术团，成为院团签约主播，与团内的70位领军人才共同组成“广播艺术青年主播团”，未来一年带来超2000场直播。签约加入院团的主播还将获得与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家共创合作、同台演出的机会。

最后，中国广播艺术团将通过线上直播与线下演出结合的形式深入基层，从“送文化”到“种文化”，以院团艺术资源为地方文化事业赋能，为满足基层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探索新模式。抖音直播将发挥平台资源和流量优势为院团助力。

南宫住建局官方网站8月29日晚，抖音直播携手中国广播艺术团举办“国艺正当潮”晚会，现场宣布联合打造“广播艺术青年主播团”。抖音的优质主播将有机会加入中国广播艺术团，成为院团签约主播；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0位青年领军人才也将向“主播”转型。主播与院团演员共同组成的“广播艺术青年主播团”，将在未来一年带来超2000场优质演出直播。

随着直播间日渐成为文艺演出的第二舞台，中国广播艺术团积极探索线上经营模式，将传统的线下剧场向“数字院团”转变。2023年，中国广播说唱团将“非遗相声大会”搬进直播间，累积观看人次达到1300余万；当年10月，中国广播艺术团加入“艺播计划——抖音直播院团专项”，成立院团线上直播公会，截至目前已有70名团内演员加入，来自歌唱、器乐、舞蹈、曲艺等多个专业。

直播拉近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让院团演员收获了更多线上“铁粉”。团内的青年竹笛演奏家盛璐璐今年5月15日开始直播，在专业直播运营的建议下逐渐优化直播间布置、演奏选曲和互动技巧，开播至今个人账号吸引4.8万粉丝关注，总计有226万人观看了她的直播，直播间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5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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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广大青少年群体，孙佳山指出，我们必须以更为包容的文化态度、更为纵深的历史视野，为其提供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等全部阶段的身心发育、个体成长所需的良好社会环境和社会上升渠道，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群体迸发出更大的文化创造力和更多的价值正能量。

64岁的“二次元奶奶”闫宝华是原《北京卡通》杂志的主编，是国内“宅龄”（喜欢二次元的年份）超30年、中国最早的一批二次元群体。8月的一个周日，她走进北京王府井一个购物中心。她告诉记者，“谷子店”摩肩接踵的场面令她震惊，现场有穿着cos服的、跳宅舞的，除了商家店面，还有个人摊位。她也兴奋地寻找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芙莉莲。

马一民介绍，他们所经营的“谷子店”十分重视选品，保证“谷子”种类足够多，尽量覆盖所有的顾客群体。“现在二次元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大家进货只进那几个公认的热门IP，就会导致‘谷子’市场有很多热门IP、没有冷门IP的现象。一些喜欢冷门IP的人买不到喜欢的‘谷子’。”

她指出，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分析哪些产品更加物美价廉，“而不是强硬地说买这破玩意儿干吗，这肯定会起冲突。实际上像‘吧唧’的生产成本很低，市场上溢价却不低，但普通‘吧唧’不可能越来越高的，未来由于市场竞争，价格可能会低下去”。

“吃谷人”也乐于在同好之间分享。在漫展上，二次元群体cos（指通过服装、道具、化妆、造型等方式，对二次元角色进行现实还原）喜欢的角色，与来自天南海北的不同coser（角色扮演者）一起合照、表演、交换礼物。漫展上也设置“谷子”摊位，摊主出售或交换“谷子”。

她认为，年轻人“买谷”，既是表达对喜欢的作品和角色的喜爱，也是进入这个圈子的“社交货币”，可以和同好有更多共同语言，在交流中形成一种广泛的连接。

“我认为‘谷子’就是一本会动的书，是所热爱东西的实体化，也是情感的投射。”大四学生刘晨骏在上大学后开始“吃谷”，他通过打工兼职和省吃俭用“吃谷”，所以只购买特别打动他的“谷子”，并给自己设定购买上限。他把镭射票、徽章、手办等谷子小心翼翼地陈列在橱窗里，在好朋友过生日、毕业等时刻，赠送“谷子”作为礼物。

然而，当时国内的动漫市场刚刚起步，二次元市场还不那么成熟，创新空间有限，《北京卡通》的漫展活动还被家长举报过。闫宝华一直关注国内二次元的发展，“太羡慕这个时代了”。

闫宝华现在是一名儿童文学的作家，同时也是活跃于视频网站动画区的自媒体博主，她的视频网站账号，是在2022年由一名《北京卡通》的粉丝支持创建和共同运营的。她在平台上发布追番视频、打游戏视频、直播聊天，目前已有超10万粉丝。这些粉丝里，有当年《北京卡通》的读者。“可能对读者来说，《北京卡通》是他们的青春过程中的一个加油站。”

南宫住建局官方网站最近，年轻群体购买“谷子”（goods谐音，指二次元周边或衍生品）的现象引发关注。在“高价吃谷”（吃谷，即买谷子）“海景谷”（指数量少、价格高的谷子，一般是不再贩售的谷子）“湖景谷”（指较为稀有且价钱较高的谷子，价格低于海景谷）等夺人眼球的新闻之外，年轻人为什么喜欢“谷子”？这些徽章、卡片、镭射票、玩偶等实体物品，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秦晋则认为，“谷子”市场不会突然消失，但是竞争可能会越来越激烈。“我认为二次元市场会更加正规化，只有那些真正有选品能力、懂二次元用户的品牌才会长久留存下来。”

暑假期间，研究生毕业的许晴发现，家乡江西宜春的县城文具店里也开始售卖谷子。“入坑”（喜欢某部作品）之前，许晴也无法理解“谷子”消费。在20岁喜欢《排球少年》后至今，她在“谷子”上花费了几千元，“喜欢一个作品就想为它花钱，看“谷子”从一点点到填满一个箱子，会有满足感。设计好看、价钱能接受（200元以内）我就会买，盗版是不会买的”。

今年4月，马一民在北京王府井一家商场开了第二家“谷店”。去年6月他去日本考察“谷子”市场，发现这是一片“蓝海”，加上自身10年的吃谷兴趣，于是他辞去工作，去年11月在天津开了第一家“谷子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谷子’”，在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孙佳山看来，不必对当下年轻人“买谷”的行为神秘化、抽象化，作为80后，他表示“集卡”等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早已有之，只是没有形成当前的规模和市场，“在青少年成长阶段中，这是正常的现象，也并不局限在二次元领域”。

有人“吃谷”更偏向于实用性。动漫《紫罗兰永恒花园》的薇尔莉特是叶婷最喜欢的形象，“她在每一集都教会人们一种不同的情感，让我学会如何去爱一个人”。为了这个形象，叶婷买过一套联名的收藏卡、色卡、公交卡、立牌、挂件等。

除了“谷子店”，二次元和一些品牌联名推出周边，也吸引不少“吃谷人”。今年，肯德基曾与《原神》联名，推出林尼与琳妮特两个角色的周边，设置了59元和69元两个价位的套餐，贾小涵买了两个套餐，“很多coser会穿上角色的衣服来到店内，烘托活动氛围。联名‘谷子’的制作非常精细，有一些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小细节，让人眼前一亮”。

闫宝华介绍，《北京卡通》在21世纪初便推出过周边产品。“我们当时在国内首创漫展和cosplay比赛，在活动上推出文化衫、作者彩图的卡片、雨伞等等，还曾经开发过主角形象的迷你手办。”她回忆《北京卡通》与日本同行开会交流时，对方建议，在创意一个作品初期，就应该考虑和策划后续的产品开发，比如是否可以设计玩偶进行售卖，形成作品的IP效应。

她建议家长做好消费引导，教导孩子出于爱好而购买“谷子”，让“谷子”陪伴在孩子身边获得开心，而非其他目的，比如等着谷子升值。“作为家长，应该首先了解孩子到底喜欢什么，比如孩子根本没看或者不了解某部作品，却跟风‘吃谷’，这就是不对的。”

“叮铃铃，叮铃铃……”“哇！是我推！”“谷子店”里布置了很多小铃铛，当顾客“出推”（盲盒抽到喜欢的角色）惊呼时，店员就会摇响铃铛，营造“出推”的仪式感。该“谷子店”的联合创始人秦晋介绍，谷子店从一开始就重视顾客体验，希望买谷子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待久了你会发现，店里时不时会传来惊呼声或者大笑声，在这里不论是喜怒哀乐，都可以得到片刻的释放。”此外，“谷子店”还设置了“谷美区”，顾客可以亲手为“谷子”做定制的吧唧托、卡套等等。店门口还设有人物立牌供顾客拍照打卡。

吃谷人喜欢带着“谷子”出行。郭珊娜给自己的“谷子”配一个“痛包”（一种配备了谷子展示层的包），上面挂满了“吧唧”（徽章），她还为吧唧配上“吧唧托”（用来装饰徽章的物品）。

对于当前出现的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主体，孙佳山建议，应该进行有效监管和引导，减少和防止相关乱象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从而有效引领青少年价值观，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有些人买谷之后，塑封保存好，为了将来能升值转卖，在闫宝华看来，这种行为有点“极端”，并不是纯粹的喜欢。许晴同样表示，二次元圈子里确实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其中高价倒卖“谷子”的情况不在少数，“之前看到《排球少年》的‘谷子’能拍卖出好几万，我觉得很离谱，真正喜欢这个作品和角色的人会这样吗？我能接受轻微溢价，但不接受这样的溢价”。

《排球少年》的群像刻画是最吸引许晴的亮点，主角和配角都有各自的成长路线，尽管所有人出场都是在高中打排球，成年后的他们，人生也没有被排球局限，而去从事自己所适合并且喜欢的事业，“这给了我勇气和激励，让我觉得其实人生是旷野，不要给自己设限”。

贾小涵坦言，在“吃谷”这件事上是有一些冲动，但“谷子”是他最好的伙伴。“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爸妈可能不知道我心里真正想什么”。当学习压力大时，抬头看看自己喜欢的“谷子”，他瞬间又有了动力。

近半年来，“年轻人买谷拯救商场”的现象，吸引了不少商家投身进入“谷子”圈。闫宝华认为，当前正值“谷子店”的风头，但这阵风也许长一点，也许短一点，“开‘谷子店’也要适度，一个商城要考虑‘谷子店’是否符合它整体的文化氛围。‘谷子’的热度也不会一直处于顶峰，太投机的商家可能会赔本”。

今年六一儿童节，秦晋在店里看到，一对父母询问店员自己的手机照片里是哪个动漫角色、有没有相关产品，“现在的一些父母能够试着理解孩子的喜好，为了给孩子惊喜，拿着手机图片挨家询问，我觉得非常感动。”秦晋说道。

游戏《原神》里的芙宁娜是大三学生贾小涵最喜欢的“推”（即喜爱的角色），“我特别喜欢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品质，她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付出了500年的时间，甘愿忍受寂寞。”为此，贾小涵的钥匙链、手机壳、雨伞、行李箱都是芙宁娜的形象，他还专程从老家河南信阳坐火车到北京、上海等地，购买新出的联名限量产品。

据秦晋介绍，“吧唧”是目前最畅销的产品，价格平均下来一个40-55元，店里售卖的商品中近半数是“吧唧”类，大多数顾客一单消费70元左右。此外，顾客群体有一定年龄跨度，喜欢的谷子种类也有一定差别。“像年纪小的喜欢小马宝莉，更偏社交属性；14-18岁逐步向外探索，开始喜欢番剧的周边；18岁以上的人消费能力提升，开始消费一些日谷（日谷是日本谷子，价格会比国产谷子贵一些）。”

闫宝华坦言，“谷子店”似乎有神奇的魔力，作为成年人她也忍不住购买。对于青少年而言，她认为在爱好之内，拥有喜欢的作品和角色“谷子”即可，不必收集所有的“谷子”种类。“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买“谷子”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非得买很多或者为了满足攀比心理，一定要控制。”

“谷子”的二手市场也有很大的活力。秦晋提到，一些“谷子店”会专门留出空地，摆上桌椅，爱好者们可以自行摆摊，带着“谷子”交易。“在这里，100个人可能会有100个自推IP，二手市场的品类相较于‘谷子’店就更加丰富，一些人能吃到喜欢的冷门IP‘谷子’就会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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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为何？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一些学校的管理者或许也知道不该让很多学生挤在一间宿舍里，但每年的招生人数不确定，校舍资源又是相对固定的，容易在学生多的时候出现校舍紧张的情况。还有的时候，校舍本来是够用的，但因为要对校舍楼房进行维修、改建，在工期超出开学时间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校舍不够用。其次，也有一些学校，虽然希望校舍能多一些，学生的住宿体验好一些，但因为当地财政不能或不愿提供相应支持，只能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多人校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南宫住建局官方网站据媒体报道，日前，河南信阳市平桥区教育体育局公开回应了“信阳市四高宿舍一间住48人”一事。官方通报表示：“信阳市四高尚未开学，正在进行校舍改造，拟将原教学用房作为高二部分学生的临时宿舍。平桥区教体局已责成信阳市四高立即停止使用该宿舍，拟入住的学生临时安排到附近校区，并加快校舍改造进度，待宿舍改造达标后再安排学生入住。”

就具体操作而言，面对此类事件，第一步就是要立刻停止使用“超员”校舍，先把安全隐患杜绝了，再说其他的事情。再者，就是尽快为学生寻找住宿空间，安排到其他学校或校区居住也好，临时借用酒店房间也罢，都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思路。只有这样，学校才称得上为学生的成长而服务，从而实践好“一切为了学生”的教育理念。

纵观全国，学生数量过多导致校舍资源紧张的情况，近年不时见诸报端。2023年，广西钦州某学校被家长发现每个宿舍约有30名学生，一张90厘米的床，竟然供两人共用。还有河南安阳某中学，被曝光在一间“女生宿舍”里竟然住了116人，调查后才发现，原来这间“宿舍”是由图书楼改造过来的。类似的现象在全国还有不少，每次都会引起学生、家长的不满与舆论的批评，有些学校“知错就改”，但还是有学校我行我素。

说到底，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安全、舒适的宿舍生活体验，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基本责任。这绝不是教育资金紧张、校舍改造进度太慢之类的理由可以搪塞过去的。从教育部门统筹规划的层面来看，一个地方、一所学校，每年大概能有多少学生入学，必然有一个可预测数字区间，只要秉持科学的精神与用心的态度，尽可能从宽、从多做准备，就不难面对这一问题。学校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校舍资源，是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不能等着问题出现乃至引起舆情后，才想着去处理这些事情。

一间房住48人，确实离谱。此前，网上已有不少关于此事的吐槽。很多网友结合自己的高中住宿经历，表示难以理解涉事学校的安排。比如，有网友质疑“宿舍里氧气会不够”，怀疑在不开窗的情况下，这么多学生挤在一起，都有可能缺氧。也有网友注意到“关电闸”这个细节，担心房间内没有电扇、空调，学生热得睡不着，会不会影响休息、耽误学习？还有声音指出，这么多人在一间屋子里，连消防检查都过不了。毕竟，就算不考虑学生住宿的舒适度，这么多人集中在一间宿舍里，也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根据我国《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要求，学生宿舍生均使用面积为3平方米，单间居室住人数不宜超过8人。当地教体局既然要求学校将学生临时安排到附近校区，说明如果校方有心解决学生住宿人数过多的问题，总归是有办法的。为什么涉事学校的管理者之前没有作为？这其中的管理漏洞与校舍改造进度存在的问题，显然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FAQ

为此，她还曾借鉴伦敦的循环杯每次绑定餐具的模式，设计软件管理餐具，控制餐具丢失风险，但发现操作起来太麻烦，大众接受度很低。她又构思了客户选用一次性餐具还是循环餐具的外送模式，并增加了循环餐具清洗过程直播功能和环保打赏功能，但这个模式市场接受度仍旧很低。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她开启了餐具循环商业模式的市场可行性实践调研：为公司送团餐使用不锈钢餐具代替一次性餐具，顾客选用一次性餐具或循环餐具，为循环餐具的清洗拍摄视频、直播等，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思路都不能解决一次性餐具的问题，而且循环餐具的清洗信任度也是个大问题。”

于是她开始了资料收集和市场调研。“一次性餐具被推广的市场条件主要是方便、便宜。如果想找到一次性餐具的替代品，必须在满足方便便宜的前提下更优，才有被市场接受的可能。”

“一个欧洲人喝完一瓶水后，因为瓶子的押金超过水本身的价值，便用绳子牵着瓶子回德国，在欧洲各地‘遛’瓶子。”2024年，李军棉在“摆脱塑缚”的一次圆桌论坛中分享了一个国外关于可重复使用模式的故事。

她的创业经历与外卖产业在国内的兴起紧密相连。智研咨询在2022年发布的报告《2022-2028年中国外卖行业市场发展规模及市场前景趋势报告》中统计，2021年全国外卖订单量突破200亿。而据中国石化发布的《外卖业包装塑料环境影响及回收循环研究报告（2021）》预测，到2025年外卖订单量将达到339亿单/年。

在海南待了三年以后，李军棉带着“来个碗”迁回了广东。回到广州，“来个碗”开始和南方医科大的职工饭堂合作进行小规模测试。“效果也非常好，他们的配合度和积极性都很高，这验证了我们这个项目是可行的。”李军棉表示，广东的供应链也非常给力。

2018年5月，“来个碗”在海南注册成立。目前，“来个碗”申请了44项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15项软件著作权、1项PCT(合作条约专利)，同时正在申请进入美国、欧盟区域。“来个碗”部分专利项目已投入运营。

李军棉认为需要通过宣传让消费者真正认识微塑料的危害，这对国内推行“可重复使用”也大有益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一次性餐具是哪来的，是用什么原料做的，这就需要在认知上去做纠正。”

联想到小时候家里不想做饭就去小饭店炒两个菜连碗一起带回家，吃完后再把餐具送回饭店的经历，王妍有了让外卖餐具循环使用起来的念头。

在李军棉看来，“来个碗”虽然还没有落地成型，但作为一个长期主义项目，她只能熬着赌那万分之一。“时机一旦到来，政策强推行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能很快落地。”

李军棉在市场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一件趣事：“重庆有一个组织起诉某外卖平台制造了很多外卖垃圾，结果打官司外卖平台赢了，这个组织输了，外卖平台说自己只是搬运工，并不能决定商家用哪种包装。这说明‘可重复使用’这个市场还是空白的、没多少人关注。”

王妍也经历了多次失败。2021年，当她刚开始设想“可重复使用”的商业模式时，就在外卖餐盒这方面进行了落地实践。当年的6月-12月，她卖盒饭，找客户供餐，并提供不锈钢餐具。为了得到消费者对餐具的信任，她买了好几款洗碗机、消毒柜、塑封机等，还安排人拍洗碗过程发给客户看，但是她发现餐具卫生的信任度很难建立。

“从商业逻辑上来说，我的这一版商业模式是可行的，但目前因为没有建立起回收体系，导致回收成本太高。”她表示，如今暂时不会考虑外卖餐具的可重复使用模式，除非批量化的场景建立起来，回收体系建立起来。

“如此庞大规模的押金池，必须从国家金融的角度考虑它的合规性、合法性。”李军棉指出，“来个碗”如何取得合法性，是否要找国有企业合作，这些都是问题，另外涉及金融，离不开监管，那么监管的归属也是一个问题，“理不清归属于环保、可回收资源、发改委或者其他哪个部门。”

至此，李军棉开始了知识产权的布局。从用户端、市场接受端、回收、再处理，甚至循环用品，她全都做了新的设计和布局。“以餐具为例，连一个杯子的包装、盖子我们都做到了原创。这个成本虽然非常高，但由于这个项目在市场上来讲是全新的，我和团队希望能把每一个环节都配置好。”

“可重复使用”之路道阻且长，但“减塑”却是不变的趋势。2020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规定，到2025年，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进一步促进环保升级。2021年9月，《“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出台，全链条治理塑料污染。

王妍也不例外。在她最初设想的外卖餐具循环使用模式里，由于只有团餐这一个场景可以实现集中配送、集中回收，导致这个项目的体量非常小，进而抬高了项目运作的成本。

她曾以德国为参照。德国共有8000万人口，每年的动态押金池金额高达三至四百亿欧元，即德国动态押金是375—500欧元/人/年，预测中国每年有1.9—2.5万亿人民币的动态押金池。

南宫住建局官方网站外卖行业已成为一次性塑料污染的“重灾区”。随着外卖用户和订单的逐年增加，外卖产生的塑料垃圾与日俱增。这些废弃的外卖塑料包装不仅污染环境，而且也给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增加了负担。

早在2017年，李军棉透过写字楼垃圾桶里爆满的外卖盒看到了商机。“外卖盒多到垃圾桶都装不下，我就感觉‘可重复使用’的市场应该很大。”

此外，在“来个碗”的“可重复使用”商业模式中，还涉及一个重要的环节，即押金池。李军棉表示，和共享充电宝不同，共享充电宝就设在路边，用一下就归还押金，而“可重复使用”模式里的回收押金池非常庞大。

从成立“来个碗”（全称“广东来个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来，在推行“可重复使用”这个商业模式的道路上，创始人李军棉已经奔忙了6年。

王妍与李军棉不谋而合。她认为，“在宣传层面上，得告诉大家微塑料的成分对健康的影响，微塑料的产生途径。这不仅仅是环保问题，还涉及个人健康风险，我发现很多人根本都不了解微塑料，以至于不觉得微塑料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目前，王妍的企业已经进入落地前的准备。“这件事情没有前车之鉴，只能一点一点去摸索。如果要建一个满足我设想、需求的基地，牵扯到的环节非常多，从选址到环评、安监、食药、消防，不仅在技术上需要攻克，市场也需要一个一个环节去打通。”

落地难的同时，两位创始人还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成本压力。李军棉称，她已经往“来个碗”这个项目上面投了几千万。因为要做所有环节的配套，他们甚至连杯子都是重新原创设计的。“我们一个杯子的研发费用是38万。如果要满足重复使用，我们觉得杯盖必须方便清洗，如果有死角就会发霉，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原创。”

环保机构“摆脱塑缚”外卖减塑项目经理韩文慧表示：“这些创业者和我们一样，都相信重复使用对于外卖减塑、甚至整个餐饮行业减塑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改变一次性包装从生产到焚烧/填埋的线性消费模式，通过重复使用避免包装废弃物的产生，同时产生更正面的环境效益。国外及中国的港台地区已经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我们也期待更多像李军棉和王妍这样的创业者能够成功。”

接下来，“来个碗”开始尝试和高校合作，但截至目前，都没能落地成功。李军棉解释，在海南软件园和南方医科大推行测试时，有政策这个推手，强制大家重复使用。而别的高校的试点没能落地成型，一方面与疫情有关，当时学校对卫生要求格外严格；另一方面，校园后勤的配合积极性不高，担心风险。

她分析，这一方面来自对消杀安全的担忧，大家普遍不信任第三方提供的餐具，因为这个行业规范程度不高，导致大家对套装碗的认识有一些偏差，从而不信任整个行业。另一方面，大家意识不到微塑料对健康的影响。

王妍希望，政府能对一次性餐具进行管制，规定一次性餐盒的质量标准，“有商家用循环餐具，成本一元，而别人用塑料的成本才一毛钱，这就会形成恶性竞争。”

她表示，“可重复使用”的整个流程中，除了杯子，还包括溯源芯片的研发、智能回收设备等环节，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他们原创，所以花费如此之高。“对我们来讲，大规模的推广是需要融资的，但前几年疫情改变了资本的市场标准，也增加了大家对食品安全卫生的担忧，导致我们现在不但在资金方面压力大，落地也难。”

2018年，李军棉创立“来个碗”，专注于餐饮用具可循环使用模式综合服务；2021年，王妍萌生出餐具循环使用的念头，尝试摸索出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

2022年，王妍决定聚焦餐消行业，重新设计商业模式。“我发现餐消行业还是个小众行业，不被大家关注，设备自动化程度有提升空间，网络化管理程度很低，有很强的餐具管理物联网需求，但是目前全国没有人在做这个领域。”

2018年，李军棉在博鳌论坛结识了海南软件园的朋友。考虑到海南作为海洋省份，更注重环保，海南软件园也是国家和当地政府重点推广的产业园，她希望将“来个碗”总部设在海南。

她也曾想过放弃，卖掉这个项目。“很多惦记我们这个项目的人，都想‘空手套白狼’，拿着项目去圈钱，而不是真正冲着落地去的，我觉得这脱离了我的初心，所以我宁愿自己熬着。”

王妍的烦恼则更多来自大家对循环餐具卫生的担忧。她曾做过市场调查，发现即使是大学生，填表的时候75%都支持，但是到了真正实践的时候，行动力都比较低。

本着减少外卖垃圾污染、不制造新垃圾的初心，李军棉选择了一条创新的创业道路：以知识产权为着力点。“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个项目，一定是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开始。2017年，国家出台了专利法，鼓励技术，鼓励创新的商业模式，也可以申请发明专利。”

“来个碗”在海南成立后，就在海南软件园做了小规模测试。“其实推行效果非常不错，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供应链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她指出，商家和环保人士不一样，商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环保不能要求商家把利益往后排，但政策可以。“作为一个综合服务平台，我们认为政策推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随时为政策落地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