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奥:13世纪到14世纪,西方已经与中国的元朝建立了联系,那个时候的罗马天主教皇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尝试与元朝合作打击土耳其人,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已经开始崛起,逐渐有控制地中海之势。
在我看来,不论是从意大利还是欧洲的角度,将我们所学的中国学知识传承下去至关重要,不但要把这些知识传承给下一代,更关键的是让意大利和欧洲的更多普通人对中国学有所了解。这是中国学学者的责任,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现在有各种学生交换项目,意大利学生可以通过相关项目更方便地到中国学习,中国学生也可以到意大利来学习。同时,意大利外交部有支持学生到中国学习的奖学金项目,据我所知已经存在很久了,我本人也是该奖学金的获得者。(完)
巴里奥:马国贤来中国已经是清朝康熙时期。在他之前已有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为双方的关系打下了更牢固的基础。在马国贤的时代,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后,“中国学院”更名为“皇家亚洲学院”,1888年改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成为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历史的传承,继续为东西方交往发挥重要作用。这里也是探索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好场所之一。就中国来说,人们大都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而在这里,人们能够发掘中国成功的根源所在。如果无法看到和了解这一根源,正确看待中国便无从谈起。
毛里齐奥·巴里奥(Maurizio Paolillo)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中国哲学教授。他曾担任意大利萨兰托大学研究员。他早年曾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1999年获得热那亚大学印度和东亚艺术史博士学位。自1993年以来他一直是意大利中国研究协会(AISC)的成员,并曾担任该协会董事会成员;他也是欧洲汉学学会(EACS)的成员。
中新社记者:我注意到您在中国学的很多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例如中国绘画、中国园林等。在进行如此长时间的中国学研究之后,中国学的哪个领域是您最感兴趣的?
巴里奥教授著有《道教的历史、思想与实践》等多本关于汉学和中国学的学术专著,并以多种文字发表很多学术文章。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传统园林艺术、道家思想及东西方交流史等。他目前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讲授汉学和中国学相关的多门课程。
当前西方的中国学研究面临政治因素影响。在欧洲,学者的研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不平衡,一些对华政治决策的制定并没有事先征求学者的建议,也就是说中国研究者并没有与政策制定者建立沟通和联系,这是个问题。另外,报纸和社交媒体上关于中国的内容有太多只停留于表面,这也需要有所改观。
13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受教廷指派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主教。他在中国30多年,在元大都(今北京)病逝。这被认为是早期东西方交往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来自元朝的拉班·扫马(Rabban Sauma)从元大都来到意大利,并曾晋见教皇,他也成为有据可查的首位到达西欧的中国人。
巴里奥:在中国学研究中,有一类学者毕生只在一个领域钻研,时间跨度可能长达40年至50年之久;另一类学者在中国学的研究领域中有所变化,比如我。我之前也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学生,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传统的“风水”,我那时对“风水”很感兴趣。之后我开始研究中国园林艺术,接下来我又去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最后我明白中国“风水”、园林艺术、绘画艺术的本源都是和道家思想有关,这些研究领域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我现在研究的主要领域仍是道家思想,也曾出版过相关书籍。
皇冠3008登录近期,南方强降水导致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当前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正处于出峰消落阶段。对于洪涝灾区应该如何做好预防性消毒以防发生次生灾害?
环境所提示,受灾群众安置点,医院、学校、幼儿园、集贸市场等,与人们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场所是消毒工作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及时清除和处理日常生活垃圾、粪便。一般不必对无消毒指征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防止过度消毒。
同时,环境所提示,要保护好水源,做好受灾地区饮用水消毒与水质监测工作。注意饮水安全,尽量煮沸后饮用。做好餐(饮)具、瓜果、蔬菜消毒与清洗保洁工作。加强受灾地区腹泻和发热症状监测,有传染病发生时,做好疫点消毒。待灾后恢复常态或通过预防性消毒,确定已消除洪涝灾害健康影响时,方可终止预防性消毒工作。“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近日举行,中新社“东西问”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对从事中国学研究30多年的意大利知名汉学家、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毛里齐奥·巴里奥(Maurizio Paolillo)进行了独家专访。
巴里奥:我现在主要教授中国古典文化课程,也教授现代汉语。我对学生们说,研究中国,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也很复杂,但不要被吓住。当然也绝不可能仅通过中国古典文化或现代汉语等一两门课程,就能了解中国所有的事物。
巴里奥:我时常自问,过去30多年间,中西方交流中的正面、积极的变化有哪些?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我认为中国与意大利和与西方的关系,从很多方面看是在向前发展的。其中首要的一点是,这些年来人们对于中国有了更全面的认知。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决定致力于中国学研究时,不少人都认为这个决定是疯狂的——中国当时被视作既遥远又陌生的国度,那个时候学中文的意大利人也非常少。而现在每年都有不少来自那不勒斯、罗马、威尼斯等多个城市的意大利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
拉班·扫马与若望·孟高维诺、马可·波罗差不多都是同时代的人物,可见当时的东西方交往已经达成了双边互动,我也对这些为促进东西方交往作出贡献的人物深表钦佩。那个时候的东西方交往非常重要,绝不能被忽视。
6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简称环境所)官方公众号发布洪涝灾区防疫提示,受灾群众安置点,医院、学校、幼儿园、集贸市场等重点区域要先清污后消毒,同时要保护好水源,做好受灾地区饮用水消毒与水质监测工作。
我现在还研究东西方文明交往史。今年是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我刚刚出版一本对马可·波罗时代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研究的书籍。
中新社记者:若望·孟高维诺之后,又有很多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中国,这其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便是曾创办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前身“中国学院”的马国贤(Matteo Ripa)。您如何评价马国贤和“中国学院”?
马国贤作为中西交往的传承者,在康熙皇帝去世后从中国返回意大利那不勒斯,着手建立了“中国学院”。当时马国贤本人在欧洲已经有较高知名度,他一同带回4名中国年轻人,希望培养他们做牧师,帮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他也将中文学习引入意大利,这无疑对中西方交往起到促进作用。那不勒斯也由此成为欧洲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我已58岁,还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要研究。如果学生对现代汉语感兴趣,大学里有很好的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而最重要的是要打好学习的基础,才能研究其他。
2020年,我国发布了标准WS/T 700《洪涝灾区预防性消毒技术规范》。根据灾情及当地传染病发生风险制定防疫消毒方案,有针对性地及时开展清洁卫生和预防性消毒。一般情况下,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先清污后消毒。清污所产生的大量垃圾应该及时清运,严禁倾倒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