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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孔枝泳第二次到访北京，这一次她主要想和中国读者聊的是她的另一本小说《远海》。这是一个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横跨了大洋的初恋故事。在这本涉及不少私人情感记忆的小说里，孔枝泳放弃了那种直白、犀利的现实拷问，而是改用一种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一对初恋情人在年老后的一次重逢。看起来，曾经写尽世间疾苦的她，也想把属于古典时代的“文字的芬芳”，展示给这个时代的读者。

《熔炉》出版不久后，韩国著名影星孔刘就被其中的情节深深震撼。他联系孔枝泳，强烈要求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来，由黄东赫执导，孔刘、郑裕美主演的电影《熔炉》在2011年上映，立刻引发了激烈讨论。当年10月，韩国国会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大大提高了法律对性侵残障人士、儿童的犯罪的惩罚力度。

但这一切，都是她陷入焦虑时的感受。事实上，遵循着多年写作的“肌肉记忆”，孔枝泳仅仅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篇小说。书中，年过六十的李美好和约翰这对初恋情侣分隔四十年后在美国重逢，二人在一天内的对话中拼凑过往的记忆，才明白，当初的分离不是因为人性中的黑暗和背叛，只是因为大历史的推动和命运的阴差阳错。书中那些纯真而又遥远的情感，仿佛也在描摹着作家本人历尽沧桑的心境。

在过去，更多的时候，孔枝泳的文字所呈现的并不是《远海》这样的古典气质。人们对她小说中的现实感和残酷感更为熟知，她的代表作《熔炉》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出版于2009年的小说，详细揭露了韩国光州一家残疾儿童学校的管理者对学生长达多年的性侵，也揭露了这些残害弱势人群的“恶人”是如何逃脱法律制裁的。

花了两年半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心理折磨和身体透支，孔枝泳写出了这部带着血泪的《熔炉》，于2008年在网络上连载，当时就引发了人们的一番激烈讨论。到了2011年，《熔炉》改编的同名电影引发热潮之后，案件再度受到关注，一些“既得利益者”也开始找孔枝泳的麻烦，甚至把她强行带走进行人身威胁。如今，回忆起这段经历，孔枝泳反而显得轻描淡写，她甚至对这些往事开起了玩笑。“他们当然不是拿着刀过来的！都是一些有权力的上层人士。我还以为他们可能会说一些漂亮话，显得很帅气那种，但实际上他们说的话很难听，很糟糕。不过，最后我也就那么回来了。”孔枝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联想到孔枝泳的经历，就能明白，她为何总能保持这种自由、勇敢的处事态度。生于一个富庶知识分子家庭的她，从小就没为物质生活发过愁，在学业上也是一路顺遂。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助长她的骄纵，反而让她对普通人的疾苦更加关心。1988年，25岁的孔枝泳登上文坛，出版了很多短篇小说之后，她开始撰写一本半自传体小说《奉顺姐姐》，内容正是以一个富家小孩的视角，去探索一位贫苦女性的命运。出身不错的她，文字中并没有高高在上的审视，而是充满了细腻和真诚的探究。这部小说，也成为孔枝泳早年较为畅销的作品之一，奠定了她写作的基调和视角。

田园生活带给孔枝泳的影响，还是清晰地留在了文字和创作中。刚到农村时，她就买了一个可以燃烧木材的“油炉”，面对着这件显得有些古老的设备，她开始任自己的记忆和思绪流淌。她发现，乡村的黄昏时分，黑暗似乎总是比城市更早降临，在这样清冷的环境之下，人容易感到孤独，也容易陷入一些遥远的回忆之中。于是，在2019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关于《远海》的记忆在她的大脑中生长，很快便有了轮廓。整整一个冬天，她缓慢地书写着这个来自回忆深处的故事，也感受着自己内心的变化。有时，她“踱来踱去”，“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有时，她也会敏锐地察觉，自己的肉体可能比精神衰老得更快，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这让孔枝泳突然产生了无力感。她下定决心前往光州采访，虽然她也知道，当时案件已经三审结案，但还是不断被责任心驱使，决定一探究竟。一开始，她间接地从记者、知情人等相关人士那里了解到了案件的证据，但当她面对受到侵害的孩子们时，却开始顾虑重重，不敢直接提问，害怕他们受到二次伤害。她只好带着他们去吃美食，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意外的是，孩子们被她的真诚打动，愿意向刚认识不久的她敞开心扉，向她讲述了很多细节，并恳请她一定要把真相讲出来。

实际上，像孔枝泳这样因为干涉现实而惹上麻烦的作家，在传统的韩国文坛并不少见。像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韩江，也有因为作品得罪恶势力而遭到某些威胁的传闻。更夸张的是，韩国的一些保守势力给韩江的写作扣上了“歪曲历史”的帽子。即便如此，这些作家也并不会感到十分焦虑，因为他们还有来自读者的支持。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熔炉》电影问世的2011年，孔枝泳的作品在全球已经销售了超过九百万册，这个数字可谓相当惊人了。

从此，《熔炉》也成为一部罕见地改变了法律和现实的小说。因为这样强大的现实影响力，也因为其对人性黑暗毫不掩饰的揭露，多年来，它一直被东亚地区的读者所关注，在书籍排行榜上占据显眼的位置，也一直在中国读者的视线范围之内，反复被阅读。“(原本以为《熔炉》)讲的是一个韩国式的坏现象，但我发现，中国读者对这本书如此喜欢，它在中国受到了很多护佑，我那时就觉得非常感谢中国。”孔枝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开元公司注册客服“北京这两年的变化太大了，食物的味道很国际化，街道和建筑也是。不仔细看门牌的话，真不知道自己是在东京、纽约，还是其他的地方。”

中年之后，孔枝泳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社会事务之中。写《我们的幸福时光》时，她与死刑犯相处了数月的时间，至今，她还是坚持每年都要去看望死刑犯。《熔炉》事件之后，孔枝泳和出版社一起资助了光州那间残疾学校里受到侵害的孩子，孩子们后来开了一间小小的咖啡店，走上了平安的人生道路，她也会常常和他们一起去过圣诞节。因为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真切关怀，她也真的逐渐治愈了自己的心灵。

她对儿女辈的关怀，并不是那种时时刻刻的嘘寒问暖，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支持。2015年，孔枝泳在韩国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名为《亲爱的女儿》，其中描写了二十多个家常菜的制作方法，在柴米油盐的琐碎背后，写下了对孩子们人生的细致叮嘱，以及她宝贵的人生经验。不过，即便对美食有如此多的心得，孔枝泳依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兼顾家庭责任和写作的作家。她说，兼顾家务对于一位女性写作者而言，是一件很累的事。

很多韩国人评价，孔枝泳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受不得束缚。这个形容，能够很好地形容她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如今孔枝泳的三个孩子早已经成年，她自己过得健康愉快，从未依靠孩子照料，和孩子之间也保持着适当的联系，并不过分疏离，也不会过分紧密。对于东亚父母常常头疼的亲子关系问题，她显得十分潇洒。“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母亲，比起我母亲那一辈，我们这个年代成长的母亲会更加‘看得开’，而我这个人又特别看得开。”孔枝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年61岁的孔枝泳是韩国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曾被媒体誉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孔枝泳的不少作品都取材自现实生活、真实事件。那些在婚姻中找不到出路的家庭主妇，因为抑郁症而想要轻生的人，遭遇性侵的残疾儿童，她都曾抱着巨大的同情将他们书写下来。因为作品中对黑暗现实的描写太过赤裸与深刻，当这样一个活泼开朗的孔枝泳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时候，还是呈现出了一种文字之外的反差感。

生长在大城市，却对农村生活情有独钟，能够书写残酷，也能捕捉个人的细微情感……这些都是孔枝泳身上的矛盾特质，也是她作品和人格的魅力所在。正如作家止庵在关于《远海》的新书活动中对孔枝泳所作的评价那样：“既能够写出《熔炉》，又能写出《我们的幸福时光》《远海》，这样的作家一定有着强大的内在张力，能驾驭任何题材。该义愤的时候义愤，该沉淀的时候沉淀，她能把握到人与人之间很微妙的情感。”

有这些读者的默默支持，孔枝泳并不惧怕恶势力的迫害。不过，她更在乎的是另一种恶意。比如那些仅仅因为她是女性作家，就会遭遇的侮辱和攻击。孔枝泳有过三次离婚的经历，在韩国社会对离婚女性还有歧视的年代，她并不太愿意提及自己的这些经历，但在当时，就有人故意暴露她的隐私，以破坏她的声誉。“像我这样性格的女性，因为天不怕地不怕，有些人就会看我不顺眼。”孔枝泳说。当然，如今，她对自己的所有经历早已变得更加坦然了。

这些身体力行的举动，也让人联想起了《熔炉》中的女主角徐幼真，那个即使在自己的孩子生病时，也要帮助另一群孩子争取权益的单身母亲。这个角色就像是孔枝泳自身的投射。而在小说中，由徐幼真所说出过一句被无数读者记住的话：“我现在只是为了不让别人改变我而奋战。”这句话也像是作家孔枝泳自己的宣言。而幸运的是，如今，奋斗了半生的孔枝泳，终于可以在她喜爱的乡间，安享这种“不被改变”的宁静与自由了。

虽然年轻时曾有过顺遂的时光，成年之后的孔枝泳也经历过不少至暗时刻。她有多次不幸的婚姻，曾面临独立赚钱抚养孩子的难题，也曾陷入抑郁，人生反复跌入低谷。不过，正是这些饱受挫折的经历，使她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共情，甚至彻底融为了一体。2005年，孔枝泳的小说《我们的幸福时光》罕见地聚焦了韩国的死刑犯群体的内心世界，广受好评。对此，孔枝泳也曾经坦白地说，她关心弱势人群的出发点并非完全无私的，而是因为她发现，为比她更加不幸的人大声疾呼，也可以成为她治疗自己内心伤痛的办法。

“西海是近乎淡绿色的翡翠。阳光亮闪闪地洒落在海面，看上去有几分透明。空气炎热而潮湿，却是游泳的好天气，如果投入大海，水里应该温暖得就像山斑鸠的怀抱。”翻开《远海》，会感到其中有一种古典的文学质感。书中那些细腻真挚的心理活动，文字之外无声的留白，也在读者心中不断放大着这种感受。用孔枝泳的话说，这次，她在小说中想要呈现的文字，有一种“油炉时代木材燃烧的气息”。

促使孔枝泳探寻“性侵残疾儿童”问题的缘起，是她读到的一篇新闻报道。那是在2006年，孔枝泳了解到了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学校的性侵案件，报道中的一个细节让她惊诧不已：这些自从2000年前后就开始加害残障学生的校长、教工，在案件审理中只被判处了极轻微的刑罚，而且他们还得到缓刑的机会。这些人被从轻处罚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被害者家属与嫌疑人达成了和解协议，而这个方式竟然是法律所默许的。最终，报道结尾的一句话，深深地刻在了孔枝泳的脑海中：“被告判处轻刑，并得以缓刑，(这句话)翻译成手语的瞬间，法庭内充满了听障人士发出的惊呼声。”

文字风格的转变，和写作者心境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关联。熟悉孔枝泳的人都知道，这些年，她这个土生土长的“首尔妞”，已经告别了繁忙的都市生活。她从繁华的大都市，搬到了韩国南部智异山附近的小山村，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在那里，她掌管着数百平方米的田地，在院子里种植玫瑰花，并学着在温室里培育卷心菜、羽衣甘蓝，自己割草、剪树枝。慢慢地，她拥有了一个全凭自己的力量塑造出的优美庄园，这样的环境，让一些到她家探访的韩国媒体发出了赞叹。不过，在孔枝泳自己看来，她这个半路出家的“农民”做得并不得心应手。“尝试了很多事，都失败了。”孔枝泳对《中国新闻周刊》半开玩笑地说，就因为自己尝试手工活总是失败，所以才决定回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