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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新中国与苏联处理民族关系的制度与政策不同，直接影响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比如，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通过“自决”退出联盟为之后的解体留下隐患；而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在制度设计上就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确保中央政令的统一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又如，苏联将阶级关系凌驾于民族关系之上，用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民族差异，反而激化民族矛盾；而我国坚持民族平等，在阶级问题之外也重视民族解放。再如，苏联宣扬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和突出贡献论，激化了与其他民族的矛盾；而我国兼顾阶级平等与民族平等，强调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征路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穿越11个省，经过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深入了解了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经过长征洗礼，我们党从单纯依靠工人阶级的“清一色”转变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大联合”，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转变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使得党将阶级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先锋队属性的正式确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首次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结晶。

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蕴藏着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之所以具有优越性，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优越性。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汲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精髓，根植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理论，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什么性质的新中国这一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对人民民主专政进行了系统论述。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体现。在工农联盟之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一部分。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了两个层面的团结：一方面是“团结各民主阶级”；另一方面是“团结国内各民族”。由此，保证了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工农阶级与其他进步阶级之间的平等团结，从而将四万万同胞都包括进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1922年，党的二大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让中国濒临灭亡的边缘，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为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抛弃了苏联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支持溥仪成立了“满洲国”，支持德王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同时又积极拉拢西北军阀企图建立“回回国”，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民族自决”之名行“肢解中国”之实。对此，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留苏派的教条主义错误，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将共产国际指导下提出的“民族自决论”改为“民族区域自治论”。1939年，毛泽东同志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代表作之一。文中开篇第一章第一节就以“中华民族”为题，首次正面而又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理论，说清了中华民族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系，界定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摆正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讲透了一体和多元的关系；揭示出“中华民族”是各族交融汇聚而成，是拥有几千年深厚历史根基的民族实体，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华民族是在“四个共同”历史实践中不断强化的命运共同体。这也表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我们党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新中国没有采取苏联的联邦制模式，而是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中的制度创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经过反复讨论，《共同纲领》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寓封建于郡县”的古代智慧锻造单一制的国家制度，以“因俗而治”的中华传统妥善处理民族地区的治理问题，以“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平衡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之时，我国经受住了严重冲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向前推进。1990年，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深刻阐述了中国各民族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血肉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来说，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就是“第二个结合”，尤其是在理论指导层面。“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经由“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文明形态，意味着追求共同价值，共担奋斗使命，共享文化认同。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同向同行、互促共进的关系，在更深层面上推动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解放，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凝聚力空前的整体真正站了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国内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坚守人民立场，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视为共产党人的使命与追求。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他强调，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相比较，国内的民族问题倒在其次，各民族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早已“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李大钊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主张以此为宗旨“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实现“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

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实践可以看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调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始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党的民族工作的任务和重心有所不同，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核心一直不变，突出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属性，维护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正是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优越性不断得以彰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理论，既是源自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四个共同”的历史总结，也是源自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百年实践的经验提炼，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品格与蓬勃生机。

正是立足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体包括：从历史发展角度提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的深度结合；从共同体角度提出“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联合论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观实际的深度结合；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四对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深度结合；从治国理政角度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民族理论与中国大一统演进规律的深度结合。

kb体育app注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回顾历史，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百年实践，贯彻始终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一实践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