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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施奈德：在国际关系中，理解对方的认知对评估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视角。每个欧洲国家由于不同原因，对中国都有着各自看法。

如今，我们意识到在一个关键领域上再次失误。多年来，许多欧洲企业和行业协会都声称在技术领域领先。但忽然我们发现，中国已成为了世界科技的引领者之一。我们虽已经多次重新审视中国，但遗憾的是，在政治上却缺乏必要的务实态度。

第三个阶段大约在21世纪初期，一个关键时间点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此后，西方开始相信，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在经济上表现出色，成为一个重要市场和“世界工厂”。西方试图指导中国按照他们喜欢的规则行事，但却逐渐意识到，中国已足够强大、重要且自信，倾向于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从上海合作组织到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其他重大努力，都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的误判。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当然，地理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系的发展。例如，在杜伊斯堡，由于杜伊斯堡港与中国的铁路连接，并因此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当地人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兴趣；在大众汽车总部所在地沃尔夫斯堡，因大众在中国市场的成功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也改变了当地对德中关系的看法。然而，在其他城市，许多人可能对德国与中国贸易的益处不甚了解，进而导致立场不同。

无插件手机版首页随着国际局势复杂化和全球化进程加速，中欧关系和欧洲对华认知相关议题日益受到关注。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看法呈现多样化特点，其背后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和经济考量。

中国是一个复杂而多样化的国家，欧洲也是如此。自欧盟成立以来，欧洲一直希望对外发出统一的声音，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欧洲虽然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其真正的力量恰恰在于多样性。然而，这种多样性很难转化为统一的政治立场。因此，欧洲将始终是一个多声部的“合唱团”。

其次是信任的缺失。过去的两国虽有争议，但始终存在基本的信任，双方能够开放、诚实地交流。而如今，这种信任出现了逐渐消失的苗头。如果这种情况蔓延至所有领域，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为遥远。

我个人也正在努力促成更多的合作与对话。德中双方不必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但必须能够讨论所有问题。只要对话的渠道还在，最终就能找到妥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我感受到中国比德国更愿意保持对话，在这一点上，德国应该向中国学习。

总体来看，尽管西方对中国的认知问题正在被深入讨论，但误解却屡次出现。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前，西方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并将其自动归入东欧集团，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西方的第一个误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创造财富。这个结论来自于对苏联、中东欧国家和东德等许多例子的认知。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看法是错的。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那时，西方普遍认为，如果中国开始培育中产阶级，并摆脱绝对贫困，民主转型可能会随之而来。然而，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并未在中国出现，这再一次让其预期落空。

桑德施奈德：人文交流在增进欧洲与中国关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我的经验，总体而言，中国人对德国和欧洲的了解比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比如，在中国，包括政府内部，有许多人会说德语。而在德国，会中文的人却很少，能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人更少。中文在德国的学校教育中普及率也很低，而语言是交流的起点。双方对彼此的了解越多，就越能避免误解。因此，理解对方的历史至关重要。

欧洲视角下的对华认知是怎样的？中德关系的发展趋势如何？德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 Sandschneider)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进行了深入探讨。

加强人文交流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行动起来”。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当我们讨论各种问题数小时后，一位企业家说：“行动起来”。如果你有一个中国合作伙伴，那就坐下来，开始合作，事情自然就会发展起来，相信这几乎适用于所有领域。(完)

桑德施奈德：正如之前提到的，欧洲各国在对华政策上存在不同立场。例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寄希望于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他因此采取了更加务实且友好的立场。而波罗的海国家则对中国持批评态度，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态度讨好美国，毕竟他们依赖美国的保护。北欧国家传统上对中国的立场也偏向于批评态度。

在文化领域，如音乐和绘画等方面，双方有很多合作机会。中国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热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们的交响乐团去中国演出时，音乐厅常常座无虚席，若我们能加强这类文化交流合作，将有助于中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沟通和合作。

当前，德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讨论和经济讨论的分裂。在政治领域，有人强调德国对中国的依赖，主张降低风险，推行“去风险”战略；而在经济领域，一些大企业的负责人则指出，中国市场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一半，他们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许多企业早就意识到，中国已成为技术领导者，并因此与中国开展合作。因此，当政治家在警惕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时，企业家则表示：“我们想要参与全球最大的市场，因为不参与的人将在全球失去竞争力。”这种紧张关系迟早得解决，希望最终的结果是有利于企业的思维方式。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 Sandschneider)，德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桑德施奈德教授的研究重点包括德国外交政策、跨大西洋关系以及亚太地区政治，特别关注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他在这些领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学术文章。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回归，这一现象在德中双方都有所体现。在德国及西方，意识形态化愈发严重，尤其是在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政策讨论中，最终常陷入没有对话余地的境地。外交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在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等领导时期，德国也曾重视价值观，但仍能与持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展开对话并达成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