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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美国人来说，中国属于“玄秘的东方”(the mysterious orient)。但21世纪的中国人跟20世纪的中国人相比，思考方式已经改变。这要感谢互联网和数码沟通技术。而且现在中国年轻人跟外国人的联系、沟通更加频繁。沟通越多，就越没有所谓的“玄秘”了。

唐诗的结构非常重要，而且定型很明显，我更欣赏宋词的多样化。我跟夫人李盈教授(注：李盈教授于2023年10月离世)合译的《空鸟迹》一书收录了王安石的130余首诗词。

香蕉先生免费网页在一位对中国古诗词有深厚研究的西方学者眼中，唐诗宋词美在何处？将中国古诗词译成英文有何挑战？加拿大知名汉学家、翻译家王健(Jan Walls)近日在大温哥华地区素里市(Surrey)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他对中文之美的感受。

中文比较容易押韵，因为普通话只有四百多个音节。如果译作要吟咏的话，最好也能押韵。但我不限于译成押韵的英文，因为英文有上千个音节，所以英文押韵有时比较勉强，容易让读者想到“打油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Moonlight all around/ Like frost on the ground/ Look up a full moon/ I miss my hometown.

如果了解中国历史跟加拿大、美国历史的话，早晚会思考到殊途同归，因为任何社会要面对的现实都是大同小异的。有文化的人会承认殊途同归具有的价值性。(完)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Bamboo grove alone /Strumming humming tones /Deep woods, no one knows/ Then comes a full moon.

中文有那么多成语和谚语。它们对事物的描述恰到好处。比如，中国人说“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我都很喜欢，可是要给外国朋友解释明白就很难了。

王健：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汉语的时候，尤其在强化班，不只要求学生看课本学普通话，还教他们唱一些中国的民歌，所以很多学生都会唱(《踏雪寻梅》)：“雪霁天晴朗/蜡梅处处香/骑驴把桥过/铃儿响叮当……”。我又教他们朗诵唐诗。传统的中国人朗诵诗歌不像今人，而是(带有曲调地)吟咏。所以很多这边的学生都会学习吟咏唐诗。西方没有相对应的习惯，都是富有戏剧性的朗诵。我更欣赏中国传统的诗歌吟咏方式。

王健(Jan Walls)，加拿大知名汉学家、翻译家。现居大温哥华地区素里市。1940年出生于美国，是一位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和西蒙菲沙大学都获得终身教授席位的教育家。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加拿大驻华使馆任文化参赞；曾任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副总裁。研究领域包括文学文化研究与翻译、东亚语言与文化、东西方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翻译等。

王健：我欣赏中国文化的缘由之一，是对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当讨论某个复杂题目时，他会用一个四言成语把整个气氛全面抓住。这对说英文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是很难的。

我从一开始就提醒学生，用英文说话跟写字真的是大同小异。但用中文的话，你说的(口头语)跟写的(书面语)差别比较大。为什么？因为写汉字比写26个英文字母复杂得多，所以一定要想到一些可以省时、省力、省脑筋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所以中文有很多省略的表现方式。

翻译诗词最难的是要“脚踏两条船”。最好能够忠于原文的句子长短，尤其是词，不是诗。同时也不要违背原文的精神。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当然会表现在诗歌或诗词里。可是，经验产生期望。如果(翻译者)没有一般中国人经历过的经验，就很难找到一个自然的英文表现方式。所以要找到一个“脚踏两条船”的表现方式翻译。这个很复杂。

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似乎都欣赏这一点。当用一个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说法来提供一个结论时，他会欣赏。而“洋人”大概会觉得，你为何不直截了当地说、有话快说？

王健：其实白居易的大多数诗比较好译。李白的诗作有上千首，作品也比较有名，我也译过不少。我欣赏中国诗歌或诗词，主要是为了翻译，更多是从翻译家的角度来欣赏的。因为我翻译过数百上千首，有时候我看一首诗，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太太打跟头——很难翻”的。可能我就不敢翻译了。

王健：中国人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用中文时一定要用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不要认为这样做会改变自我认识，而要当作加强应付新环境的本事。

中国人很喜欢用四言套语(俗话)，或四言成语。不会用四言成语的话，简直无法说非常自然的中文。中国人很喜欢用比喻性的说法，不怎么直接描写，更多是用成语或谚语描写事物，包括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是中文一个最可爱的地方。

王健：我一直到大概18岁时，对中国仍算是一窍不通。上大学前，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州长大。后来在海军服役4年期间，我在加州蒙特雷学习中文，并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退役后，我回到印第安纳大学继续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当时我的导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那时我不知道这一关系的重要性，后来才发现我很幸运。我在大学主修中文、辅修日文。日本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中学生不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所以我非学日文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