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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路上，风光依旧，但再没有了去时的欢歌笑声。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只是都不言不语走着。我却像心头压着块石头，堵得慌。不知在想着什么，想说什么，只是默默无语，低头走路。那天晚上，睡在床上，闭上眼睛就浮现出那名面黄肌瘦的僧人形象。他不贪钱财，不怕担责，广集民意，坚持重修大禹陵。他那么虔诚，那么忠于职守，相比于我的胆小怕事，深深感到内疚。我当然知道，像我这样人微言轻的一名学生，签不签名对于重修大禹陵并无多大作用，但不敢担当、逃避责任，让我愧疚不已。

1967年春节后，学生们凭学生证可以畅游全国，免费乘坐交通，吃、住由当地政府全包。我们复旦大学10位同学组队从温州一路走到绍兴。

我们一早出发，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大巴一路颠簸，临到中午才到大宁河边的游客集合地。简单午餐后，大家集中在游船入口处。这个入口处摆着很多售卖当地特产的地摊，其中最多的是卖当地产的桔子，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好生热闹。因为离开船还有些时间，我信步走去看看。那十几个卖桔子的摊子已围了不少游客。看到边边上有两个桔子摊前面没人，我就走过去看看。摊前有一老一小一年轻人，看上去像祖孙三代。那名老妇人头发花白，至少六十岁了，我称他老婆婆。那名小孩五六岁的样子，依偎在老婆婆身边，嘟嘟嚷嚷着，看到我走近才嘟起小嘴不说话。那位青年看上去三十上下，满脸黑红，满头大汗，穿着一件已褪色的藏青色中山装，肩上两块大补丁，胸前也湿漉漉的，看上去像挑着担子赶了不少路。他们面前摆着三筐桔子，那名青年人面前有两大箩，估摸四五十斤的样子。我猜想他们一家子赶了不少路，老婆婆也自己背了几斤来卖。但老婆婆那一篮的桔子却明显要小一些，价格倒是一样的。我就让那名青年称五斤，准备到船上给同来的老师们分享。但那名青年一本正经对我说：“你买婆婆的吧，虽然小些，但更甜。”这名青年看上去很质朴，我立马信了，以为桔子大小是有不同品种，小些但更甜也有道理，就买了那名老婆婆的桔子。称好，付了钱，老婆婆满脸堆笑，连声致谢，领着小孩走了。小孩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喊着：“买棒棒糖去啦！”

那天，我跟随《文汇报》那位女摄影记者来到火车北站，事先已联系了北站一名工作人员，直接把我们带进站。站台上人山人海，喊声、哭声、絮絮话语声，一片嘈杂。赴新疆的学生都穿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黄色军服。北站那名工作人员领着我俩挤过人群，来到那名女同学前，我已全身是汗，衬衣被挤掉两粒纽扣，很是狼狈。这名女学生中等个子，梳两只羊角辫，红扑扑的脸上流着汗水。见到她时，她正帮她妈擦眼泪，说着“妈，不哭，我们说好不哭的”，他妈一边擦泪，一边说“不哭，妈不哭”。当工作人员介绍我是《文汇报》记者身份，我直接就提问她此刻的心情。或许她事先已知道还有记者采访，豪迈地对着我大声说：“我们即将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奔赴新疆。我们要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把新疆建设得像上海一样，请上海人民听到我们胜利的喜讯！”

伴随着一路欢歌笑语，我们走进了大禹陵。一入大禹陵，我们被眼前的破败、冷清惊呆了。大禹塑像已被砸烂，墙角处还堆着一些碎片，塑像的青石座基四角都砸断了，大禹陵的石碑也断成两片，只留下光秃秃的土墩。

待到大家上了游船，我把桔子摊到桌面上请大家品尝。自己先尝了一只，甜是甜的，但还有点酸，桔子显然没熟透。同行的老师们吃了，还是赞扬说“蛮好吃的”，我也挺高兴。谁知不一会剧情就变了。有一名老师把买来的桔子也摊在桌子上，大家一吃，立马评定：他的桔子比我的好。我剥开一只尝尝，确实，他的桔子个头大、皮薄、汁多，更甜，没酸味。一问价格，都一样的。那位教师说：我前脚买了那名老婆婆的桔子，他后脚就买了年轻人的桔子，还说：“我以为你识货，就跟着你买的。”引起大家的哄笑。我感觉自己上了那名年轻人的当，心中有些不快，但很快就被小三峡的壮美景象吸引，此事便抛在脑后了。我们的游船沿着马波河逆流而上，几处激流险滩，船头激起几米高的水花。两岸青山绿水，还看到三两猴群迎空鸣叫，尤其是导游指点我们看那位于悬崖峭壁间栈道的遗迹，令人感叹先民们筚路蓝缕，开拓之艰辛。

我又问他：“那名老婆婆是你什么人？你老妈？亲戚？还是邻居？”这下他有点急了，“这位大哥，哦，不，先生”，他不知怎么称呼我，结结巴巴地说，“我真不认识那位老婆婆。她可能住在附近，我住在河对面的深山里”，他指着马波河对岸，“离这里有十来里路。”这让我更好奇了：“那你为什么帮她卖桔子？”他似乎看到我笑嘻嘻的，不像找他吵架的人，脸上的羞红这才褪下去，告诉了我原委。原来老婆婆的孙子看到人家吃棒棒糖，嘴馋了，吵着要找老婆婆买。老婆婆身上没钱，就摘了家里种的桔子来卖。但桔子品相不好，两个来小时没人买，孙子又哭又闹，那老婆婆只好央求小伙子，说便宜点，买下她的桔子。而小哥从山里挑了桔子刚刚到集市，身上也没钱。“那会儿刚好你来了，我就让你买了。”

我们一群人正小声议论着，从大禹陵旁的偏房里走出一名僧人。这名僧人中等个子，短发，清瘦，穿着一件宽大的僧袍，袍子上有好几块补丁。他慢声细语地说：“欢迎各位到来，请到房内小坐”。进到房内，房间不大，一张小四方桌，有个小灶，再里面用蓝布帘遮着小床。这是这名僧人的卧室间兼厨房，整个大禹陵当时就剩下这间房子还算完整，其余都已破烂。我们十个人围着小桌子挤着坐下。这名僧人给我们每个人倒了一碗水，然后从橱柜里端出两只小碗，一只盛着炒熟的黄豆，另一只里盛着小青豆。“各位请慢用”，他依旧细声慢语。炒黄豆、小青豆在当时还是难得的零食，我们一边吃一边问着大禹陵的情况。但这名僧人却不回答任何问题，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我们感觉他有顾虑，也不再多问。吃完豆子，我们每人拿出两角钱算作茶水费，交到那名僧人手里，想起身告辞。两毛钱算不上什么大钱，但在当时不能算小钱了。令我们惊奇的是，那名僧人轻轻地推开，不收我们的钱，却拿出一本小笔记本，缓缓地说：“各位都知道，大禹治水，造福民众，值得我们后人纪念。恳请各位在这个本子上签个字，请求政府重修大禹墓碑，重塑大禹像。”

“噢，去看病啊”，他从店门口走到街上然后对我说：“病人是应该多吃水果。不过我只能整箱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你们带了现金吗？不可以微信付款的哦。”我是个老派人，口袋里习惯放现金的。我立马掏出几张一百元的给他：“没问题，我现金支付。”我要了两箱苹果，两箱香蕉，还有西瓜，哈密瓜。我们像是老鼠跌进米缸里，开心得不要不要的。我太太把车子开了过来，几名工人帮忙把水果搬上车。我突然发现店里还有刚上市的荔枝，喜出望外，赶紧又买了一箱荔枝，身上的近千元现金几乎都掏出来了。老板收了钱，催促我：“不好意思，请快开走吧。”我俩又像是叫花子捡到了金元宝，突然发了大财似地，边开车边在商量如何设法把这大笔水果财富分送给附近的学生。车子开了不久我又后悔了，感觉这一箱荔枝不够分的呀，我叫太太把车子开回去再买一箱。我太太怕我大病初愈累着了，说道：“我们的出门证明天还有效，明天去买吧。”

我们在叹息、无奈中回到家里，把水果分成多份。同一住所的邻居，就趁着核酸检测可以出门的机会，把水果悄悄地放到他家门口。附近的几家学生，我们开车过去放在他们小区门口的货架上，请志愿者帮忙送到他们家里。很快，我和太太收到许多带着微笑的信息，告诉我们，他们收到新鲜水果的惊喜。尤其有小孩，有老人的家庭，家里喜气洋洋。而我那时，最想告诉金业缘那位中年汉子：你的善举，给那么多家庭带来了笑声。

我当时坐在最靠僧人的座位上，顺手就接过本子，看到本子上已有不少人签名。我觉得签个名是应该的，刚拿起笔，却被一名同学阻止了，悄悄对我说“万一出事，追究下来，说不清了。”听到“追究”一词，真把我吓着了，也不知道这到底会追究什么，只好讪讪地把本子还给僧人。那僧人不动声色，默默地把本子收起，放回抽屉。

车厢门关了，突然间，火车鸣响汽笛，车轮缓缓启动，火车窗口伸出无数只手挥动着，挥动着。有几位男子追着火车，被车站工作人员拦下。汽笛声伴随着远去的火车，已被声嘶力竭的呼儿唤女声所淹没。那位女学生的母亲就在我面前一屁股坐在地上，指着火车的方向哭喊着。我看见几名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拿着担架往前赶，原来是有人晕倒了。

第二天，我们兴冲冲特地开车去那家水果店，却大失所望。水果店大门紧闭，从门缝处窥探，店内一片漆黑，看不到一个人。我后退几步抬头一看，才知道这店名叫“金业缘水果店”。昨天兴高采烈，竟没有看清店名。我记住了那家店，更记住了那位壮硕的中年汉子。

2022年三、四月间，上海全城为抗击新冠疫情进行静态管理，我当时要去医院换药，持有医生证明，由居委会盖章放行，允许我每周可以外出两天，每次由我太太开车接送。无论去华山医院还是新华医院，整个街道空空荡荡，一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能偶尔看到几辆警车或货车。

游览时间并不长，两个小时左右就回到大巴车集合地。下了车，我一眼就看到那名年轻小伙子，还是在原地卖他的桔子，所剩已不多了。我走到他面前，笑嘻嘻地问他：“你哄了我，是吧？”我避免用“骗我”这词，那名年轻人也认出了我，立马涨红了脸，但不回答我。

1964年夏，我们复旦大学新闻系63级同学，由系里统一安排去各报社实习，我被分去《文汇报》文教部。那天，部里通知我随一名摄影记者到火车站采访应届高中毕业生奔赴新疆。去前，部主任交代我要现场采访一名市重点中学女学生（我记不清她的姓名，暂称女学生）。她是应届高中生，成绩不错，但她响应国家号召，自愿放弃高考，奔赴新疆，开垦戍边。受她感召，有一批应届女学生组成巾帼戍边排，在全市引起很大轰动。

回到报社，我赶紧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报道，部主任表扬我，说那位母亲为女儿整理军装出征的细节抓得特别好，第二天见报，刊出三幅大照片，展示上海市民热烈欢送赴新疆兵团战士们的火爆场面。但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却是：在火车汽笛鸣响的那一刻，无数双在窗口挥动的手，女学生泪流满面回眸看着她母亲的那一瞬间。

江南体育中国官方网站中秋思故人，千里共婵娟。年近八旬，一生中与之交流的人很多，有些成了终生之友，有些则渐渐淡出，就像在人群中，走着走着，有些人就走散了。而在各种场合，偶然遇见的人难计其数，随见随忘。但却有几个人，不知其姓其名，偶然的一面之交，在瞬间所绽放的人性的光芒让我感动不已，像历史性的镜头定格在我脑海中，在某个时刻，在某个场景中，一次次重新展示在我面前。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我们到绍兴的第一站当然是去参观鲁迅故居。鲁迅笔下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得那么令人神往，可到现场一看，我大失所望，因为在我的家乡，这样的菜园子随处可见，这座书屋也很平常。于是我急切地想着去拜谒大禹陵，大禹治水的传奇从小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四月中旬，我们开车从新华医院回家，一路很顺畅。经过国顺路政本路口时，我突然瞥见有一家水果店开着门。我赶紧对我太太说：“你停停车，有家水果店开着门。”我太太不相信：“你看走眼了吧？现在哪家店还敢开门？”但在我坚持下，车子还是停在离水果店200米的拐弯处。我走过去一看，水果店确实敞开着，五、六名工人正忙着搬运整箱水果。我怯生生地问门口一名年轻工人：“师傅，能否卖点水果给我？”他迟疑地看了我一会，说：“老先生，我们不对外零售。”我当然明白，当时规定所有店铺都关门，这家水果店如果卖水果给我，确实面临被处罚的风险。但我心有不甘，还是再次请他“高抬贵手”。

刚刚说完，哨子声响起，“快上车，火车马上要开了！”站台上突然静止了几秒钟，又突然间爆发一片震天哭喊声。我身边几名妇女拉着孩子的衣袖，嚎啕大哭起来。那名女学生的妈妈倒很坚强，没哭，使劲拉拉女儿的衣袖，给女儿整理上装，送女儿上火车。女学生拉着妈妈的手，重复着“妈，不哭！妈，保重！”然后上了火车站，在车厢的台阶上，回过头看着她妈，我看到她泪流满面。

1989年冬，时隔22年，我再次来到绍兴，再次去拜谒大禹陵。大禹陵早已重修，金碧辉煌，游人如织。我想找那间偏房，想再寻找那名僧人，但破旧的偏房不见了，只有摆着沙发、铺着地毯的会客厅。穿着补丁服的那名僧人更无处可寻。

我向大禹像三鞠躬，仰望着，沉思着。一切造福于民的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凡人，不管是创造惊天动地伟业还是微不足道小事的人，都值得人们纪念。

这时，一名中年汉子走出来，身板高大壮硕，满头大汗，只穿一件短褂，像是这家店的老板。他看着我们好奇地问道：“两位长辈，你们怎么出来的？”

从绍兴市中心到大禹陵十来里路，我们步行前往。一出城区，视野突然开阔，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正是早春二月，那天正好风和日丽，江南最美时节。我们一路前行，路上铺的全是石板，石板路两旁柳树刚刚返青，嫩绿的柳枝轻拂在我的脸上，不远处的油菜花黄灿灿的一片。尤其令我惊奇的是那条通向大禹陵的青石板长桥，架设在湖中，绵延数里。一阵微风，带来青草的清香，山雀的鸣叫，鱼儿的欢腾。这是春在吟唱。

1992年9月中旬，全国新闻教学研讨会在宜昌召开，我当时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应邀出席会议。会后主办方组织我们去巫山县游览三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