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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杜康介绍，曾就职于北京电视台的丁百之与殷雪妮，对孙川有知遇之恩。两位导演都在对孙川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给予其作品很高的评价。后来，丁百之导演的许多节目都选用了孙川的作曲，观众们的好评如潮。

“音乐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不能为了钱乱写。”有了名气之后，找到孙川求他帮忙写歌的人不在少数。音乐圈里流传着“要好歌找孙川”，他的作品有口皆碑，但是创作原则却从未改变。

后来，一次突发的高烧让孙川染上肺炎，他们又转回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ICU里。2024年2月6日是孙川67岁生日，杜康询问主任能否为丈夫过生日、唱生日歌？得到肯定答复后，母女二人趁着每日半个小时的探望时间，为孙川简单庆祝了生日。

孙川住院期间，女儿孙康妮将各大医院的账号关注个遍，父亲的各项检查报告也都由她接手查看。孙康妮怕杜康伤心，一直对母亲“报喜不报忧”。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孙川产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迄今发表歌曲近三百余首。他把作品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

孙川崇尚简单的人生哲学，年轻时便心无旁骛、一心只想往前冲。当时孙川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时，导师缪天瑞是音乐界的泰斗，而他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音乐界里谁也不认识。

不管是有企业想要宣传，还是有人拿着什么口号找他创作，他一概不理。人们发现说不动孙川，就辗转打电话给杜康让她帮忙说点好话。

1981年，孙川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开始为研究生考试做准备。他觉得自己的音乐梦想只有去到北京才能够实现，因此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回北京。

1957年孙川在四川出生。父母在西藏工作20年，孙川则是从小在北京长大。1976年，孙川从北京86中学毕业后，按照当时的政策是可以选择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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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从来就不在孙川的考虑范围内，他认为自己有作品就足够了。所以当他只身赴考时，兜里只揣着5块钱的报名费。那一届报考的学生一共有70多人，最后全国只招了他一个人。

音乐是这个家庭的共通语言，妻子杜康曾是一名民歌歌手，女儿孙康妮学习古琴。去世前，孙川还一心扑在创作上，两首歌曲《我在这里等着你》《你累了吗》尚未完成。据杜康介绍，女儿孙康妮将接手继续创作，将父亲的遗作流传于世。(完)

因为ICU病房里害怕感染上其他病毒，所以二人并没有带生日蛋糕，只是为孙川戴上了生日帽，接着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一家三口平稳地度过了这个生日。

1988年，孙川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毕业，按照分配他可以留校或者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但是这两个都是需要坐班的工作，而孙川更想要搞创作。执行力超强的孙川，果断放弃了分配的工作，开始给各大文工团打电话毛遂自荐。

几个月里，孙川的病情不断反复，家属们的心情也跟着七上八下，杜康最怕晚上接到电话。一天半夜，杜康接到医院来电告知她孙川的心率突发异常，让家属赶快过来。

从ICU到普通病房，又一个月过去了，这时孙川已经四个月没有下过地，腿部萎缩到无法正常行走。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们又转院到了康复医院，整体康复情况还算不错。

当时医院紧急为孙川做了微创手术，并下达了病危通知。所幸手术成功，孙川病情稍微稳定后，又被查出胰腺上长了一个肿瘤。虽然后来结果显示肿瘤是良性的，但是考虑到孙川年岁已高、手术风险太大，最终采取保守治疗。

杜康说：“他的这种个性和态度，我从心里是仰视、崇拜的。所以即使到了我这里，也是帮他挡了回去。有人说他傻有钱不赚，但是我们认为作品就是出一个留一个，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2023年8月7日，孙川突然腿疼得走不了路，本来还想着坚持一下，但等了一天依旧看不到好转的迹象。在女儿的建议下，杜康将丈夫送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

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有招聘指标，而孙川是自己打电话联系到文工团的团长。虽然之前两人从未见过面，但是正好当时团长在搞一个晚会，便安排孙川负责整场晚会的作曲工作。而孙川不负众望，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随后顺理成章入职文工团。

后来，孙川又做起了放羊倌，他在陕北广袤的土地上一边放羊，一边学习和声学等理论知识。孙川曾向妻子讲述那时的生活，是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平时就比常人血压低的孙川，此时心率快得不行。而在病房外焦急等待的杜康，心跳也跟着跳个不停。不知道抢救了多久，孙川的心率终于渐渐平缓，杜康则被医生告知需要将丈夫转入心脏内科ICU。

1993年，孙川为中央电视台《商标法》晚会(现在的3.15晚会)创作了一首《雾里看花》。歌曲播出后，他又带着磁带来到了北京音乐台(又称“北京音乐广播”)，原本只是希望让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没想到一经播出音乐台的电话就被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