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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传统和非传统因素，逐步呈交织叠加的趋势。“比如去年气候变化叠加贸易政策，印度限制大米出口，导致我们大米市场迎来了非常少见的价格剧烈波动，对很多吃大米的国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程国强说。

亚美官方平台在此背景下，积极推进全球贸易、构建良好全球贸易环境，促进中国和全球的食物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共同的责任与使命。

“进入2024年，受全球经济恢复迟缓、厄尔尼诺影响持续、局部冲突不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影响，全球农产品供需和贸易承压前行。”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彭廷军在论坛上指出，2024年农产品贸易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上升，平稳运行压力加大，农产品贸易增速或将放缓。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深度参与国际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进口额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农产品大市场；农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五位，水果、蔬菜、水产品等优质农产品“扬帆远航”，进入国际市场。

“合作”是论坛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我们要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来推动贸易”“中美两国合作能够促进提升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我们(巴西)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在高粱、小麦等领域的合作”……对此，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说，越开放，我们整个社会就越美好，获得美好食物的代价就会越低。

一方面，极端天气持续威胁作物生产，叠加多点局部冲突影响外溢，国际市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出口国不断加码或延长农产品出口限制措施，给国际农产品供应链带来较大影响，也给国际市场预期增添了不确定性。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预警救济专家委员会发布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形势报告(2024年3月)》(以下简称“报告”)分析，2024年，大米、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产品全球供需相对宽松，但食用植物油等部分农产品供需偏紧。大豆、小麦、玉米等多数农产品国际价格持续下行，大米、食糖价格则持续高位运行，近期回落势头已经显现，后期面临的市场波动或将增加。

促进进口产品和渠道多元化是目前备受各国关注的应对举措。中国农科院信息所研究员、农业贸易预警救济专家委员会专家张学彪提到，我国去年起陆续放开了符合条件国家的猪肉进口，比如俄罗斯、法国、比利时等，“这是我国应对肉类贸易风险的一些举措。”王骏提到，这种多元化将有利于我国整体农产品稳定供给结构形成有效保障。Maximo Torero则强调，农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部门，未来还必须实现多元化的生产，这对粮食安全有很大影响。

多位专家在论坛上分析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格局时，都强调了中国农业在全球增长中发挥的关键驱动力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包括整个农业的增长，中国是最主要的驱动力。”程国强说。

“我为什么说中国应该更大(程度)地增强自信，因为中国有健全的产业链和稳定的供应链。这恰恰是促成Trading(贸易)的最大底气。”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指出，我国农产品市场运行平稳，得益于拥有稳固的批发市场体系、打造包括产地冷链系统在内的基础设施、组织广大农民形成庞大的经纪人队伍、为鲜活农产品开辟绿色通道促进Marketing(销售)的政策。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小麦为例，作为全球两大航运动脉之一的苏伊士运河，正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面临挑战。据国际谷物理事会执行董事Arnaud Petit透露，从欧洲运往我国的小麦，在改道好望角路线后，时间增加了12天，每吨增加2到3美元的成本。

出于对粮食安全的保障，全球粮食库存都在增加。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预测显示，2024年全球谷物库存量预计为8.969亿吨，较期初水平增长2.8%，库存消费比略升至31.1%。

报告指出，进入2024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运行总体平稳，进口降、出口增。方正中期期货研究院院长王骏提醒，最近几年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关联度越来越高，价格波动率在上升，国内农业产业的风险度也在提升。“国内农业企业、农业产业，不像以前一样可以自给自足，(存在)更多国际传导的原因。”

从企业层面来看，风险是无处不在的。邦吉中国区对外事务总经理徐强结合公司实践提出，跨国农贸企业要有全产业链的风险观。王骏表示，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要熟练使用或者至少正确地使用风险管理工具，有效规避近几年多种因素交织造成的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等各类风险。

“虽然过去几个月农业市场有所改善，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Maximo Torero提醒各国保持警觉，随时做好对相应冲击的应对准备，并表示“农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部门，我们需要找到提高韧性的方法，以便有更强的预防能力和吸收能力。”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看来，“全球农产品出口供给的集中度过高”是农产品国际贸易领域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一是出口国高度集中，二是在供应链上有贸易集团化的趋势。”他指出，“少数跨国企业控制了全球70%以上的粮食贸易，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以后，这种供应链的相互依存度、国家间的依存度非常高，就会出现风险集中累积效应。”

“我们要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关于畜禽产品、饲料原料伙伴关系的共建以及政策项目的协同，也要积极参与全球关于疫病防控、防治方面的多方合作。”张学彪以受新冠疫情不确定性影响较大的猪肉贸易为例，指出要稳定合作的预期，探索一种更长期的合作模式。法国驻华使馆农业参赞Ce dric Prevost则认为，要实现“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的产业链”，国际协调协同很重要，而合作的关键在于市场准入和产业合作“两条腿走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仇焕广也提到，近几年我国畜牧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畜产品总量上还有品种、品质上，还需要国际进口进行调剂。因此，密切关注国际农贸市场变化、积极推进国际农产品市场与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中国乃至全球而言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