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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逝者面部面目全非，李妙一只能让工作人员把其脸部用毛巾遮起来。这些都安排好，她才带家属进去。现场有腐臭味，逝者平平躺着，父亲哭得泣不成声。李妙一看着亲人生死两隔，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别无他法。

有时，她还会安慰身边陷入生活困境的姐妹。“如果觉得过不去，就来殡仪馆看一下，有什么想不开的心结也许能打开，看到死亡那一刻，人也会变得豁达，因为最后什么也带不走。”

死亡总是让人感到恐惧。李妙一告诉记者，如果老人在家里去世，殡仪馆需要家属去开逝者的死亡证明才能来接，但很多亲属情急之下就会说‘快点来拉走，不然投诉’。”

女儿小时候上学，要填报家长工作单位。得知李妙一的工作，老师会投来异样的目光，直言“原来你妈妈是在火葬场烧死人的”。“妈妈也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庄严而神圣的事业。”看到孩子受了委屈哭着跑回家，她用这样的话安抚。

从事殡葬工作，难免被旁人忌讳。女儿上小学时，老师会投来异样的目光，直言“原来你妈妈是在火葬场烧死人的”；春节给长辈拜年，为了不被亲戚说“触霉头”，李妙一总是让父母替自己去，或者用快递寄送礼品。

其中有一具遗体，是因老人生前分遗产不合理，三四个子女扯皮。李妙一曾到他们家敲门，好言相劝，“遗体正常火化，放在殡仪馆毕竟还是有费用的，对不对？”她得到的回话却是：“你不要管，这是我们的事。如果你们火化，我找你们殡仪馆。”

有一次，她看到一具二十几岁、高度腐烂的尸体，逝者的父亲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孩子的遗体在水里肿胀了几天才打捞上岸，上面还有东西爬来爬去，需要火化处理。公安部门比对完DNA后，逝者的父亲找到李妙一，当场下跪恳求，“一定要让我见儿子最后一面”。

乐动健康手表30多年前，二十岁出头的李妙一到殡仪馆业务部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登记死者信息和安排车辆接送。特殊的工作环境，没点胆量是不行的。李妙一开始刻意“练胆子”，比如去现场观摩法医解剖、跟着业内前辈们一起去搬运逝者遗体。

2024年，在她工作的殡仪馆依然存放着15具无名遗体，时间最长的有20多年，其中不乏孤老。李妙一数年来都在与公安、养老院、居委保持联络，希望能有所推动。

但虽说嘴上忌讳，亲戚家真的到出丧事时，又会来找李妙一，希望帮忙安顿一下。李妙一的姨夫是触高压电死亡的，手臂、脸部有受伤情况。看到自己亲人去世，李妙一心里还是有所触动。她觉得自己作为小辈，既然干了这一行，也要给阿姨一个交代。

当年才二十几岁的李妙一很慌乱，理智告诉她，站在家属的角度考虑问题，尽可能完成对方心愿。于是，她安抚好逝者的父亲，向上级汇报，开始给遗体进行杀虫处理。随后，她再到殡仪馆礼容部沟通，“这个遗体衣服尽可能要最大的。”

数年后，李妙一才对死亡有了平视的视角。在她看来，人只要不走近殡仪馆，就难以彻底感受到死亡的无助。事实上，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活着的时候，尽情活着就好。

李妙一见证了太多人的死亡和哀悼，却很少见过办得很完美的丧事。“几十年来，碰到的办丧事的都是手忙脚乱的。” 她说，看到逝者家属悲痛、悲愤、失声痛哭，心里总想为他们多做些什么。

“每年催，每年不管。几十年沟通下来，有的说会来，但过了三五年也没来。”李妙一说，很希望有人来认领逝者，好让他们入土为安，“没有家属来认领，这些还得放着，不能火化。有些是他们的孩子不来，后来就关机了。”

1992年，李妙一刚入行，在业务部工作，负责登记死者信息，安排车辆接送。那时候殡仪馆的条件不好，周围比较荒凉，馆外是一片没什么人去的葡萄藤林子，“一个人根本不敢去任何地方。”

甚至有段时间，李妙一有了一种可怕的想法。她觉得，死亡实在是离自己太近了，“早死晚死都得死”。好在有领导和同事的开导，这种消极的想法很快被打消了。

“姨夫走了，无力挽回，但我可以让他在最后一程有尊严地、安详地走。”所以，她找到礼容部化好妆，把黑的皮肤稍微变白，看不出之前的痕迹。做好后，她的阿姨也表示满意。

就拿几具孤老遗体来说，逝者死在养老院，养老院让殡仪馆把遗体接走就再无下文。由于年份久远信息量少，养老院早已关停，逝者的亲属和相关居委都没有出面，无人签字，殡仪馆也不能擅自处理遗体。

李妙一记得，有位厨师手上布满了老年斑，此人早上9点到岗的第一件事就是搬运遗体，临到中午又去食堂做饭，一人当两人用。后来几年，馆内管理方面将食堂承包了出去，这一状况才逐渐改善。

有些无奈持续时间更久。3月31日，李妙一向记者细数了目前存放在馆内的15具无人认领的遗体，有的在馆内存放了20多年，迟迟没有火化的原因很多。随着清明临近，她和这些逝者生前有过交集的人再次沟通，但也无果。

也有一些亲戚很忌讳李妙一在殡仪馆工作。有的人话很难听：“这种工作也要做？出100万我都不会去。”一到春节，团圆饭也不会和她一起吃。给长辈拜年时，李妙一都是让爸妈代替去问候或快递寄送礼品。相比之下，年轻的一辈倒是对殡葬业没那么忌讳，接受度更高。

她也有了强迫症，就是特别爱干净。凡是上班穿过的衣服，回到家就要马上换掉；即使换好衣服，在凳子上坐完还是要擦一下，“因为觉得这个凳子不干净，有强迫症一样。”不仅如此，回到家后，她的手和钥匙等物品都要拿酒精消毒。她一度怀疑自己有心理障碍、心理疾病。

干了有十来年的时候，李妙一也想过放弃。她时常在窗口听见家属毫无缘由地骂出脏话，“甚至十八代祖宗都骂出来，我们还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因为不被理解而心酸，她时常大半夜睡在枕头上哭泣。

她回忆说，曾经在办公桌下不小心踢到了一堆红布袋子，袋子软绵绵的，扎得不紧。踢翻后，从里面掉出了些白色物体。直到旁边的殡葬业前辈把它们一块块捡起，重新拿个袋子扎好，李妙一才得知，这是长年无人认领的逝者的骨和灰，当年馆内地方不大，只能堆在办公室。

“让死者满意很方便，帮他穿好弄好、洗干净，化妆好就行了。但活着的人的需求，却很难满足。”李妙一说，“让两个世界的人满意真的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