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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命名具有严肃性、唯一性以及永久不可更改性，获得小行星命名是一项具有国际性和永久性的崇高荣誉。据了解，“余村星”于2002年8月15日由北冕天文台台长陈韬发现，近地点距离为2.4亿公里，轨道倾角4.23784度，近日点角距289.586度，轨道周期4.003年。

维基中文官网入口网站地址8月15日，在第二个全国生态日之际，安吉余村收到了一份来自太空的礼物。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将编号为215458号的小行星命名为“余村星”。

汪玉成表示，将以“余村星”命名为契机，持续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故事，让“余村星”越来越闪亮。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被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后，可以要求继续在该用人单位工作，也可以选择另谋高就并要求原单位支付一笔赔偿金。但是如果劳动者选择另谋高就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后悔了，他还能要求回原单位工作吗？对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也往往会产生纠纷。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劳动者要求回原单位继续工作引发的纠纷。新京报记者了解到，2021年4月，被A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小杨（化名）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与A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直至2023年5月合同期满。劳动仲裁于2021年8月支持了小杨的请求，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A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无需继续履行与小杨的劳动合同。在诉讼中，A公司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小杨在2021年8月就已经入职了同城的B公司，于是通过合法途径收集了小杨入职B公司并且在B公司工作了10个月才离职的证据材料提供给法院。北京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结合B公司依协助调查令提交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面证明以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可以确信小杨入职B公司具有高度可能性，在小杨未提举充分反证的情况下，依据民事诉讼中的举证分配规则，应当认定小杨确实如A公司所述，入职了B公司并在B公司工作了10个月。因此，不论是基于对A公司信赖利益的保护和对民事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还是基于小杨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因小杨与B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处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所指的不能继续履行的状态，均应当认定小杨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小杨与B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终结。法院最终认定，小杨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到小杨入职B公司的前一日为止。法官表示，《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从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出发，赋予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之后如何进行救济的选择权——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意愿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与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赔偿金之间作出选择——以便以最适合自身的方式对自己因违法解除受到的侵害进行弥补。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当劳动者作出有效选择并付诸实施后，则不应再反复，否则就完全置原用人单位的信赖利益于不顾，也有违民事活动中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小杨已于2021年8月与B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并持续在B公司工作。在此种情形下，不可能要求A公司一直将小杨的相关工作停滞保留，以等待其回归；而基于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A公司可能会聘用他人替代小杨，如果允许小杨在持续为B公司乃至其他单位工作之后再返回A公司，则会造成A公司与其他员工之间新的矛盾。另一方面，小杨在A公司系从事全日制工作，亦没有证据显示其在B公司从事的是非全日制的兼职，因此小杨向B公司持续提供劳动的行为显然会严重影响其完成A公司的工作任务，使其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事实上处于不能继续履行的状态。综上，应当认定小杨与A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小杨与B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终结。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

派驻余村的浙江省文化特派员徐振帆现场见证了这一时刻。他说，大余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接下来，他将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身份，将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与仰望星空的新兴业态相结合，助力当地发展“星空旅游”，推进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

在小行星发现者陈韬看来，余村作为联合国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在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为推进世界绿色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榜样和示范，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东方智慧。“借太空小行星讲述‘两山’故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传播，这也是命名余村星的重要意义。”陈韬说。

余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多年来，绿水青山“流金淌银”，这一理念也从余村出发，走向全国乃至世界。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

去年，余村被赋予打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高地的重任。如何创新传播渠道方式，扩大传播力度？“申请太空小行星将其命名为‘余村星’是一个新鲜载体，能串起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通处、情绪契合点。”全国人大代表、余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借助小行星传播余村故事、安吉故事、中国故事，向世界各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传递人类共同价值，能形成民众聚焦点、兴趣参与点，从而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