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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复旦大学建立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倪世雄兼任院长。同年，谢希德去世，倪世雄接任复旦美研中心主任。

胡礼忠说，倪世雄久卧病床后，上海世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只能暂停活动了。他去世后，大家都在讨论如何能将这个机构继续运作下去，因为这会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王义桅说，事件发生后，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等方面都委托倪世雄做工作。倪世雄积极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对内加以引导，对外摸清美方情况。倪世雄告诉学生们，要动态、辩证、长远地来看美国和中美关系，关系处于低谷时也要保持定力。

倪世雄上课时经常讲起他和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之间交往的故事，这些学者也常与他书信往还，给他寄来最新著作。对于学生们如雷贯耳的那些名字，在倪世雄口中不是“my friend”，就是“my good friend”，或者“my close friend”。

2018年，倪世雄和一些学生、学者策划成立了民间非营利学术团体——上海世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要开展课题研究、举办学术或政策研讨会、撰写决策咨询报告等。

汪道涵一直很关心国际局势。1985年，他创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他还经常召集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成员召开座谈会，仅在1991年9月至1992年12月就召集了25次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倪世雄和陈启懋、梁于藩、陈佩尧、李君如、潘光等人都是这个座谈会的基本成员。后来担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潘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汪道涵曾说，中美间有矛盾和冲突，也有许多共同利益，要强调求同存异，同时中美关系受全球形势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只要沉着应对，善于周旋，转机总会出现。这和倪世雄的观点是一致的。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开启了学术交流。下半年，哈佛-燕京学社派了一个教授代表团来中国，面试第一批访问学者。此前，候选人已通过中国高教部考试。

中心经常邀请重量级人士来做讲座或交流。李道豫、杨洁篪等中国驻美大使离任后或回国休假时都会受邀来做公开讲座或内部座谈，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在内的多位美国外交官也受到邀请。复旦大学不同专业的很多青年教师和学生都爱来听此讲座。

美研中心与美国华盛顿亚洲国际问题促进会在复旦大学联合主办了中美国际安全暑期讲习班。讲习班持续举办了十几年，很多学员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和带头人。

5月10日下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薄瑞光主动约请倪世雄等四位学者谈话。学者们强烈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彻底调查这一事件，做出全面的交代。

信强记得，倪世雄告诉他们，跟美国人打交道，不要吵架，要去解决问题；不要去激化矛盾，要化解冲突。要做好本职工作，跟其他部门和机构形成合力，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奥巴马以一句带美国口音的上海话“侬好”开场，引起了全场的笑声和掌声。他在演讲中回顾了过去30年中美两国关系取得的长足发展，并对未来提出了展望。

拉宾1993年在美国与阿拉法特签署中东和平协议后访华。拉宾访问复旦大学时，学校安排倪世雄讲一堂有关“冷战后国际形势新变化”的全英文课。

2009年11月15日，奥巴马抵达上海，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第二天下午，他在上海科技馆与中国青年交流互动。倪世雄全程参与了活动安排。

倪世雄通过了面试，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之一。1980年7月，他抵达哈佛大学，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同一批赴美的还有朱虹、杨治中、杨仁敬三位进修英美语言文学的学者。当时中美教育交流刚刚起步，在哈佛的中国学者寥寥无几，学校破例授予四人“博士后学位研究员”证书，并在哈佛大学校报上配上照片加以介绍。

王义桅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流派纷呈，正因为倪世雄有着20世纪80年代学者少有的出色的英语水平，他才能将各个学派的理论吃透，回国后加以系统介绍，在国内学习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初始阶段作用突出。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最初都是读着他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等著作成长的。

1985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校长谢希德兼任中心主任。中心接待室墙上的老照片中，第一张就是美国总统里根1984年4月30日在复旦大学演讲时的照片。

研讨会上，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奥克森伯格说，“炸馆”事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场悲剧，但这不会使我们分离，而更能激发我们去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教训可以记取。

1980年10月20日，倪世雄应邀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了第一次学术讲座，题目是“中国对‘苏联威胁’的看法”。讲座结束后，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他举行了招待会，有几十人出席，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美国首位华裔大使、曾担任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的张之香。

万博网页登录“I’m cautiously optimistic.(我谨慎乐观。)”这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原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原院长倪世雄爱说的一句话。

沈丁立说，中国大学有300多个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学院或系、几十个美国研究中心，复旦美研中心是第一个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高校机构，也是教育部唯一认定的在美国研究方面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始人谢希德在早期奠定了其地位，倪世雄拥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又长于学术交往，协助谢希德做了很多外事工作。得益于这样的条件，沈丁立和其他年轻同事有了更多更早的接触世界级学者的机会。

他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2009年，他将这些资料整理出版成学术回忆录《结交一言重 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他不擅长用电脑，60多万字都是手写的。

理事长胡礼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研究中心刚成立时，中美关系正处在变化发生期，过去与中方交往密切的很多学者发文章、讲话时的调子都发生了变化。倪世雄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积极和美方沟通，多次举办中美学术研讨会，邀请两国一些高层次学者讨论局势。

1996年，经美国林肯金融集团赞助，复旦美研中心设立了林肯论坛，先后邀请了美国众议员柯特·威尔顿、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北卡州州长詹姆斯·亨特、里根总统科学顾问乔治·基沃斯和克林顿总统亚洲事务顾问李侃如等著名人士演讲。2001年“9·11”事件后，林肯金融集团受到重创，对林肯讲坛的赞助才停止。

当时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担任英语教师的倪世雄就是候选人之一。倪世雄1964年从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72年转到国际政治系。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专业基础比较薄弱，国政系教授刘星汉专门为他辅导。但国政系之前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西方国际关系的了解也并不多。倪世雄记得，当时就连刘星汉都不清楚西方理论的代表人物，只依稀记得有个叫“摩什么索”的(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

每年，倪世雄都要坐十多个小时的经济舱，往返中美数次。他一般寒假在美国待一个月，暑假待两个月，一方面探亲，一方面与美国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这些人士多是他的老友，这种交流有时比官方接触效果更好。

到哈佛后，倪世雄向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后因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世界的约瑟夫·奈求教，请他帮助自己跟上学术前沿。约瑟夫·奈为他提供了读书建议，两人经常一起餐叙，成了朋友。

经双方紧急商议，研讨会如期举行。美方与会者有拉尔夫·科萨、施伯乐、奥克森伯格、布拉德·罗伯兹、葛莱仪等美国重量级学者，中方有倪世雄及楚树龙、陶文钊、张蕴岭、陈启懋、丁幸豪、俞新天、周建明等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在开幕式上致辞，因病住院的谢希德也转达了她的问候和祝愿。

经过导师面试，倪世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斯坦利·霍夫曼的第一个中国学生。霍夫曼告诉倪世雄，理论是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理论的实质是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政治。

倪世雄的办公室里曾挂着一块不起眼的铭牌，写着：“Great people talk about ideas. Average people talk about things. Small people talk about other people.(贤者论思，凡者论事，庸者论人。)”

里根访华三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公使将里根的致谢信交给倪世雄，请他转交谢希德。倪世雄回忆，公使告诉他，里根这次访华是他对中国认知的一个转折点，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与苏联阵营不一样的国家，决心进一步改善对华关系。

倪世雄的2008级博士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胡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倪世雄曾向他坦言，自己没能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接受系统和规范的学术训练，学科基础比较薄弱，使他的研究工作到后期没办法深入下去，这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大缺憾。

复旦美研中心也在这个过程中快速成长，为国家制定对美政策提供了大量咨询意见。1999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普理赫曾说：“人人皆知，复旦大学在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起着入口处的作用……复旦美研中心已成为检验通过中美合作我们能取得什么的长期标志。”

倪世雄直接参与了对里根的接待。因里根1981年曾遇刺，美方特地空运来防弹的演讲台。中方不同意上面的美国标志在复旦大礼堂展示，最后做了一个红木大套子套在外面。那天直播时，演讲台上巨大的复旦logo传遍了全世界。之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说：“复旦大学这一站，是里根访问中国最满意的行程之一。”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情况大不相同了。参加与奥巴马对话的400名学生从八所学校中选出，之前的准备会只介绍背景，让学生们每人写下两个最想问的问题，主办方只对哪些问题不适于这种场合加以引导。在现场，谁抢到机会谁就提问。

1986年复旦基金会在华盛顿设立，获得了美国“海外学校和医院(ASHA)”项目的500万美元资助。这笔资金被用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大楼的建设。

这个问题不难，但议程临时变更，一时出现了冷场。倪世雄只好向自己的一个学生使眼色，这个学生下意识地举手，却没回答问题，而是将自己准备好的问题问了出来。这个问题引起了拉宾的兴趣，他幽默地化解了尴尬，一口气谈了七八分钟。

当时哈佛大学云集了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多位领军人物，除了斯坦利·霍夫曼、塞缪尔·亨廷顿、约瑟夫·奈，还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人格雷厄姆·艾利森、行为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卡尔·多伊奇等。倪世雄与他们几乎都发展出了终身友谊。王义桅认为，那对倪世雄来说是一个学习分析方法、以理论会友的阶段，为他后来从事中美交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倪世雄的1998级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倪世雄从不会情绪化，始终从长远战略的角度看中国与美国、与西方关系的未来。他告诉弟子们，要坚定这个信念去做各方面的工作。

拉宾在第一排入座。倪世雄讲了10多分钟后，请拉宾发表讲话并回答问题。本来学生准备提10个问题，没想到拉宾临时改了主意，说自己想问个问题：“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新变化会对中东产生什么影响？”

倪世雄常说：“Life begins at 30，40, 50, 60. ”他40岁到美国学习国际关系理论，50岁开启中美关系研究，60岁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70多岁创办上海世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80岁时，他倒在了病床上。

汪道涵1994年在上海建立东方研究院，并任第一任院长。倪世雄是研究院创始人之一，也是国际问题研究的负责人，一直随汪道涵研究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美国代表团和学者来华访问时，经常先到上海求见汪道涵，见不到汪道涵就先见倪世雄等与他关系密切的人。

倪世雄选修了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塞缪尔·亨廷顿的课。亨廷顿那时已经凭借《士兵与国家》和《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著作成为政治学界的泰斗。他有一本VIP签名本，要倪世雄也签个名。倪世雄说自己不是VIP，还没资格。亨廷顿说，这个VIP是“非常有趣的人物”，你是不是？倪世雄就签下了名字。

国际政治系有独立的外语教研室，复旦大学1982级政治系学生胡伟与其他三个英语最好的同学被挑选出来，上本专业的英语课，不再上学校的公共外语课。后来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的胡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倪世雄的英语水平就是数一数二的，上课的风格很开放，也很幽默。

2017年至2019年，倪世雄在苏世民书院任教。王义桅说，那是他非常看重的一段经历。苏世民书院的食堂里，经常能看到他与学生们在聊天。他总说，来这里不只是学生有所得，他也从同学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每年一次的“亚太安全与中美关系”系列研讨会由复旦美研中心与美国夏威夷太平洋论坛联合主办，轮流在上海和夏威夷举行，参加对话的多为两国知名的专家学者。1999年度的研讨会定于5月14日举行，但就在5月8日，发生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轰炸事件。

倪世雄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提到了斯坦利·霍夫曼的代表作《两面神和智慧神——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文论选》和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宗教国际关系理论。王义桅解释，现代国际关系起源于宗教战争，中国人要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宗教因素并不容易，因为神话传说和文明起源不一样。倪世雄借此告诉学生，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囫囵吞枣，一定要有文化视角。

美研中心大楼建设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几经曲折。倪世雄与另一位同事陪谢希德去华盛顿，新上任的ASHA项目主任不客气地问：“你们前期的钱是如何使用的？为什么这一项目是必要的？”谢希德不卑不亢，一一作答。对后一个问题，她说：“如果这个楼造好，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交流、学术交流的一个新的平台和桥梁，推动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增进友谊。”经过争取，谢希德带回了美方继续援建的承诺。

复旦大学美研中心副主任信强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研究。那年暑期的两个月，信强每天一大早和倪世雄会合，接过倪世雄手上装满资料的沉重大包，一起坐地铁去走访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美国国安会成员、智库领导人、学科带头人等。这些人一般再忙也会抽空会见倪世雄，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行程结束时往往天已黑了，倪世雄要挤地铁、转公交回到住处。那时他已经77岁了，还做过跟腱手术，走路不是很方便，但是精力比年轻人还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