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技术方面也出了问题。日本企业曾经在制造业技术上独领风骚，但近年来，企业创新精神不足，技术优势逐渐丧失。为保持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一些企业开始采取不正当手段来降低成本。比如，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IHI就靠篡改船舶发动机的燃油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

另外，日本监管部门在标准制定、监督检查、惩罚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一些企业能够轻易逃避监管和惩罚，客观上减轻了造假代价。比如2017年，日产汽车被曝出“使用无资质检验员进行车辆出厂检验”的丑闻。日产公司称，这种操作在工厂内持续了30年之久，并且从未有人意识到这样做违反了相关规定。事发后，公司领导层并未受到处分，仅是“主动退回部分薪酬”。

到了今年5月底，日本交通部门进一步调查发现，“大发事件”只是日本车企造假事件的冰山一角。涉及造假的还包括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五家日本主流车企的38款车型，其中6款仍在市面上销售，违规车辆超过500万辆，造假项目涉及行人安全、碰撞、安全气囊、噪声、排放等多项内容。

除此之外，随着电动汽车迅速发展，日本车企在燃油车领域的巨大优势正在消失。《日本经济新闻》6日指出，在与新兴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日本车企的“过度自信”已经不合时宜，甚至对企业自查和进步都构成阻碍，并造成了如今整个行业的困局。

“日本制造还值得信赖吗？”日本《每日新闻》5日发出这样的疑问。报道指出，近年来，日本汽车行业几乎每年都会曝出性质恶劣的造假丑闻，而且理由几乎一样，“无非是管理层为缩短研发周期、谋求短期利益，下达不合理的任务指标，迫使一线工作人员不得不铤而走险”。丰田汽车公司董事长丰田章男在3日记者会上也承认，企业生产周期和程序漫长复杂、没有人能掌握全部流程，可能都是造假原因。

频繁曝出的造假事件，令日本制造跌落“神坛”。日本政府和企业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和全方位改革，不要再害人害己。正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日本民众和世界各地消费者都在期待问题彻底解决，让汽车更加安全。

过去几十年，日本制造业成就显著，但这也导致一些企业缺乏危机意识，安于现状，不愿进行必要的创新和改革。这种故步自封的态度使得企业在面对新技术、新市场时反应迟钝，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日本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曾感慨，全球汽车业正朝着电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变，但日本人还开着过时燃油车，“已经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

2017年的神户制钢数据造假事件、2021年的三菱电机造假事件、2022年的日野汽车造假事件、2023年的大发公司测试项目作假、2024年的丰田自动织机和IHI公司篡改数据、小林制药公司含红曲成分保健品致多人死亡……日本制造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断凸显，此次知名车企集体“爆雷”不过是一个缩影。

把时间拉长，对日本企业来说，造假违规并非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也不仅仅是汽车产业独有的现象。日本某数据分析公司2023年10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过去5年有25%的日本公司曾发生过挪用公款、作弊、违规等不当行为，其中涉及产品品质违规的占比达32.7%。

还有一点，相关人才不足让有些企业铤而走险。比如，三菱电机检验数据长期造假，背后原因之一就是人才流失导致公司缺少合格的检验人员，从而采取伪造数据的方式来应对生产压力。

企业频繁造假对日本造成了多重伤害。以汽车业为例，《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汽车工业的范围十分广泛，同时是日本制造业的龙头和脸面。如今深陷丑闻，令相关行业多年苦心经营的“质量安全可靠、管理精细”形象面临崩塌。

南宫28平台这次日本车企丑闻集中曝光，要从去年4月一封神秘的举报信说起。当时，一名来自大发汽车公司内部的举报者，向日本交通部门提交了有关这家公司的造假资料。具体内容是，大发汽车在完成相关车型的撞击测试时，对测试数据进行造假，然后提交给监管机构。去年12月，日本政府公布调查结果称，大发汽车的造假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正是“日本制造”的黄金年代。也就是说，大发汽车的造假行为持续了30多年。

此外，由于造假事件曝光，多家日企的部分车型被叫停出货，车企以及供应链企业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日本汽车产业制造品出货额约占整体制造业的2成、研发费用占比近3成，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支柱产业汽车业受到严重冲击，将可能拖累日本GDP的增长。

造假事件曝光后，涉事的日本车企纷纷出来道歉，声称涉事产品安全性“没有问题”，后续会进行整改。然而，重磅车企集体沦陷，深深刺痛了日本社会。“怎么又来了，错一步就可能威胁生命”“不能容忍这样反复的欺诈行为”……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汽车企业丑闻频出，仅靠鞠躬道歉难以挽回市场信心。2017年，日本高田生产的安全气囊破裂导致金属碎片飞溅，在世界各地造成多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然而，这样血淋淋的教训未能阻止日本车企在造假迷途上“一路狂奔”。

此外，这与日本企业存在内部制度僵化与治理失效问题有关。许多企业员工有着“千万不能质疑大老板”的共识，董事会制衡作用微弱，企业对外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无法得到保证。即便部分企业尝试改革，但受到“派阀—官僚—企业”组成的强大利益集团影响，改革难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