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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兄弟的父亲已经去世，遗留房产的归属问题成为了争议焦点。谁能拿到房产，谁就能多得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偿款”，大湾村党总支书记何家枝告诉记者，“当时，情况不容乐观，村干部、红色评议员、法律顾问纷纷登门进行调解、轮番上阵劝说，最终才以各方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达成和解。”

“我们不仅要用网络普法，还要普好网络法”，缪永贤解释，所谓“法律馍馍”，是指针对当事人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人民调解员在办案过程中及时向当事人及亲属提供与案件密切相关的法条、司法解释、案例等，消除当事人信息盲区、法律误区、错误预期，促成纠纷化解。

大湾村的红色评议制度是第二道防线。依托综治中心，大湾村统一组建“红色评议站”，在老红军(烈士)后代、退休干部、老党员、老村干、老教师、老村医等群体中遴选“红色评议员”，参与群众议事、调处矛盾纠纷。同时，建立自下而上、有效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通过政策解释、法治宣传、慈善救助等方式，形成“情”“理”“法”相融的调解模式，以制度赋能乡村治理。

点开偶尔出现的几个语音条，声音从听筒的另一端传来，“今天讲的是阻碍执行职务的案件，违法要被行政拘留的”“最近有人冒充公安机关进行诈骗，大家要当心的”……据施丹介绍，对方是村里一位60多岁的老人，自己不识字，但每天会让孙女放学回来把群里的内容读给她，每一条法律知识她都会回复。

宣传网络普法、组织安全防范、化解矛盾纠纷……随着小岗村派出所所长施丹滑动指尖，“小岗村网上警民议事群”里每日的普法内容映入记者眼帘。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是互联网工作平台，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在外工作，我们就通过这个平台进行调解。这样既能节省当事人的通勤成本，也能大大提高调解的工作效率。隔着屏幕，双方当事人的‘火气’都能消减一些”，今年60多岁的缪永贤是小岗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自2022年被聘为人民调解员以来，已办理诉前调解案件390余件，送出这样的“法律馍馍”成为她随案推出的工作标配。

事实证明，通过“网上警民议事厅”拓展警企议事微信群，凝聚合力打造基层“大共治”的模式行之有效。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通过“网上警民议事厅”工作机制，安徽公安机关共化解矛盾纠纷17.2万次，开展安全防范59.8万次。

“近年来，小岗村法庭聚焦辖区内重大问题、重点人群、重要领域，将普法宣传融入调解工作，大力加强诉调对接、诉讼调解、判后答疑、督促履行等工作，不断提升全体村民法治意识和化解矛盾纠纷能力，实现普法解纷双提升”，小岗村法庭庭长王仕利告诉记者，“近几年，小岗村万人成讼率仅为万分之零点二左右，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前些时候，村里有两家人因为土地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所里的民警接到群众情况反映后来到现场，厘清矛盾缘由和焦点，在村‘两委’的协调下，双方同意采用传统方式现场测量，重新划定土地边界，两家最终握手言和，”施丹说，这样的纠纷不是个案。在线下走访的基础上，派出所民警会通过“小岗村网上警民议事厅”等线上平台，围绕群众反映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开展排查收集工作，第一时间掌握异常情况、开展纠纷化解，基层警务管理和社会治理“两手抓”。

“事情解决得益于三道防线”，事后，大湾村党总支第一书记余静总结道，“第一道防线是大湾村覆盖全民的普法宣传。在法治文化广场‘无声’普法和村民‘板凳会’‘有声’普法的双重作用下，村干部、调解员、网格员等全体乡村干部参与到普法工作中来，建立起了‘大普法’工作格局。村民法治意识的相继提升和法治素养的逐步养成，为推动事情的后续解决打下了基础。”

利用微信群搭建“网上警民议事厅”，让民警与千家万户通过“云”端相连，这是安徽公安机关打造的“指尖警务”新模式。安徽公安机关在全省范围内创新推出“网上警民议事厅”工作机制，全力构建全员覆盖、全警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警民互动平台，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

极速游戏网该案中，李某因与王某感情不和要求离婚，但双方因财产分配问题产生分歧。在调解过程中，缪永贤发现，双方当事人剑拔弩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懂法”。结合案情，缪永贤变调解平台为普法平台，向双方当事人普及了婚前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抚养费分配比例等法律规定。最终，双方以握手言和而告终。

从金寨县向西南驱车60公里，便是大湾村。S447省道连通两地，极大地便利了交通出行。而就在半年多以前，S447省道在大湾村“出名”还是因为本村一家四兄弟为争夺S447省道修建的征地补偿款而不惜大打出手的事情。

“法律顾问是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我们定分止争的第三道防线”，余静介绍，“遇到问题，法律顾问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用他们听得懂、愿意听的事例、话语来宣传，老百姓都有了遇事主动咨询村干部、法律顾问的意识。”

小岗村人民法庭位于凤阳县板桥镇，服务沿淮河及花园湖周边6个乡镇86个村(社区)，辖区面积910平方公里，人口26万人。兼具乡村法庭和园区法庭的双重身份，如何行之有效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一度成为其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