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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现促使他思考，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除了社会保障逐步跟上，国家还应该从产业布局层面有所考虑。有了政策的正向激励，为农业转移人口稳定性付出的成本就会低一些。

2022年，上海暴发新冠疫情期间，快递员陈振曾去“支援”。当他把生活必需品一件件送到人们手里时，“特别有成就感”。上海一解封，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赶紧回家”。

到2025年，还将有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陈力说，他们的市民化，不是户籍的简单迁移，也不是人口的自然流动，需要有一套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支撑这个群体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场景的转换。

“农民进了城以后，他待得住、生活得下去才行。”另一位参与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他的一条具体建议是——把有稳定工作的已婚农民工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他说，房屋总价超过普通农民工家庭年收入10倍的少数特大城市，要把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从事家政、餐饮、环卫、外卖服务等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此外，增加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比如，可以收购烂尾楼或空置的商业楼盘，改造为保障性住房。

3月5日开始提交全国人大代表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包括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钱”挂钩政策，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澳客彩票app拿着自己今年的一份提案，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给记者讲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提高到66.2%，按户籍人口计算则是47%，二者相差19个百分点。

“我们有制度优势，不光靠市场因素，还可以由政府对年轻人进行引导，让他(们)在达到工作年龄之前，有目标地进行学习储备。”陈力说。“咱们给小孩选工作，除了兴趣爱好，还要考虑国家的长远布局。”

对此，毕井泉今年在提案中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放宽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限制”。他认为，300万以下人口城市放开落户的规定，要继续落实好。与此同时，300万以上人口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如果以50平方米住房来计算，城市房屋总价不高于当地农民工家庭年收入8-10倍的城市，都可以放开落户限制，允许购买房屋的农业转移人口就地落户。

委员们走访了重庆8个区、河南3个市13个区县，看了39家单位，包括职业培训学校、公租房社区、企业和政务大厅，还与地方政府、农民工代表开了好几次座谈会。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人口转移的故事。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毕井泉曾发言谈过陈振这一群体遇到的问题：人口在千万以上、房价过高的特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问题突出。

在北京生活16年之后，陈振说，“我没感觉到我不是这里的人”。他经历了这座城市的扩大，感受过奥运会的欢腾。他适应这里的季节，熟悉大街小巷，还拥有很多朋友。去医院看病他也没觉得麻烦，因为“有社保”。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步伐，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当被问到要不要接父母来北京时，陈振笑了。他说，老家村子如今挺好，建得漂漂亮亮，啥都有，看病也方便。他邀请过，可老人不乐意来，觉得“还是家里舒服”。但他更希望留在自己奋斗着的北京，对他而言，这座城市除了“能挣点钱”以外，更具有“家”的意义。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光是指农民离开农村和农业生产，到城镇生活居住的过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要让他们在社会身份、权利、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和城镇居民等同化。这句话出现在重要的官方文件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

作为曾经的“政府官员”、如今的“政协委员”，毕井泉履职往往会同时考虑两个角度。政府部门在第一线，思考的是“是否具备条件做”；政协委员则更多从专业出发，思考“应该如何做”。在他看来，政协委员提建议要更有建设性、可行性，能提到“关键点”上。

过去一年，曾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的毕井泉，为这19%的人群做了不少“市场调研”。他按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部署，带领调研组开展了“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专题调研。

陈振就在这个数字里面。他属龙，今年36岁，出生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一个村庄。2006年，他刚成年，就到北京工作，当过保安，做过房产销售，如今是一名快递员。

毕井泉建议，以住房保障为核心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在我们一方面房地产过剩，另一方面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没有住房。”他指出。

去重庆调研时，陈力和外卖员、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都座谈过，他觉得“这种职业的可替代性比较高，流动性大”，归属感比较低。而在一家模具厂，他发现，由于企业对工人的技术能力要求很高，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农村户口的工人流动性不大，很多人彼此相处多年，对企业和城市的归属感都很强。

陈力也建议，适当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以外的落户限制，精简落户积分项目，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个“全”，是要把那“19%”覆盖到，包括让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保障农民工拥有社会保险，以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城镇常住人口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范围。

陈力也给记者讲了一道算术题：上海2500万常住人口，有户口的不到一半，另外1000多万人，来自全国各地。待久了，很多人更想留下来，没有户口，买车买房，小孩上学，确实会遇到麻烦。

他表示，当前中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无法“一蹴而就”。比如户籍转移限制、市民化公共成本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均等化进展缓慢等。

2020年，自然资源部等7部门明确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依法由城镇户籍子女继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要不要保留农村的宅基地？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毕井泉的建议是：“全凭自愿！让农民工有个选择。”

在郑州一处水库施工现场，毕井泉就地和农民工聊工资、住房、子女就学、职业培训，他最关心这个群体在城市里的“安居”问题。

陈力指出，除了与本地人共同建设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到来也拉动了城市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和休闲娱乐方面的需求，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通过新的消费与投资释放出更大的内需潜力，使城市更加繁荣。

在他看来，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农业人口，年轻时来到一座城市，想融入这座城市，把家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经历着一样的故事”。他也认为，要解决好那“19%”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也参加了这一主题的调研。3月5日，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会上，宁吉喆谈到了那次调研。他认为，这次调查研究得比较深入，聚焦了现实问题。

在去年的调研中，毕井泉了解到，春节过后一些农村地区离婚率较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进城务工、长时间分居的夫妻过年时才返乡重聚，容易爆发矛盾。他还非常留意关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新闻，关注他们的成长，希望推动“孩子到父母身边去生活”。

在毕井泉看来，这些城市的建设者老去了，很多已退不回曾经的家乡。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有些就在城市里长大，不能让他们因为“出身”的问题，觉得这座城市“不属于我”。

在重庆和河南一些地区，他了解到，当地的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本地人”，从乡村流动到市区或省会城市，离家不远。有些人主观上希望保留农村户口，享受的公共服务也与市民没有显著差别，他们的落户需求不高。

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一直在“服务”着国家的布局。有人说，1979年的蛇口工业园，是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打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根“地桩”。

他记得走进重庆的一处安居房社区，惊叹于它的庞大。还有一次，他和一位民营企业家交流，因为所在行业不同，对方聊到企业的季节性、用工规律等，令他觉得“丰富了我的想法”。一位来自住建部门的政协委员，是房地产专家，说起全国的安居房，哪里做得好，哪里推得早，好像“心里有本账”，非常清楚。

在中国移动洛阳呼叫中心，陈力也和他的“小同事”聊了起来。他注意到，“那个年轻人虽然没落户，但生活在城市里，归属感很强”。洛阳呼叫中心的很多员工来自农村，但远程服务拥有2500多万人口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