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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解决这些困境，应持有超越“零和”的思路和视野。我们需要充分发挥人类文明的全部力量，包括中国儒学等经典哲学思想在内的各种优秀文化元素，帮助人们消除困惑、摆脱困境。

世界只有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我的目标是，一部一部，一步一步，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介绍到外国去。这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完)

安乐哲：现在同中国相关的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外界对中国不够了解。简单来说，如果你对某个事物不了解，而这个事物又强大到足以影响你，那么你自然会觉得害怕。

我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也经常前往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文化。我发现，在中国的书店、大学图书馆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西方杰出思想家著作的中文译本，而且翻译质量很高。可是，在美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的书店、图书馆里，很少有中国思想家的著作，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也比较少。因此，我和美国一家出版社设立了一个项目——“翻译中国”，陆续翻译出版李泽厚等中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我还翻译了《论语》《中庸》《道德经》《孝经》《孙子兵法》《淮南子》等中国典籍，从翻译经典入手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中新社记者：有幸来到您家中做客，也想借此机会请您讲讲自己的故事。您在研究中国这条道路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您为何做出这样的人生选择？

安乐哲：根植于西方哲学叙事的基础性个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在政治、道德、心理上孤立地描述、分析和评价个体，从而淡化了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事实上，可以公平地说，这种以“个人自由和自主”为借口的、竞争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无益于治愈世界的疾病，反而加剧了疾病本身。

安乐哲：我年轻时醉心于写诗，却又时常觉得自己内心空虚，没什么好抒发的。1966年夏天，18岁的我去了香港，想在新的环境里寻找写诗的体验。然而，我不仅收获了非同寻常的人生体验，更发现了一个颠覆我以往认知的全新世界。

近年来，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国际上有人说这是政治口号。可是，除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外，我们有什么更好的第二选择吗？答案是“没有”，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汉学家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外籍首席专家、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翻译了《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著有《“生生”的中国哲学》《先秦儒家哲学文献译解》《经典儒学核心概念》《儒家角色伦理学》等中英文著作。

“无界”，是指这些困境没有边界。例如，当疫情暴发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非洲人，其健康和生命都受到威胁。“有机”，是指这些困境大多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例如，环境的退化和破坏往往跟人口的快速增长密切相关。

24500皇冠走地官方今年是东西方哲学家大会创办85周年，也是东西方哲学家大会时隔8年再度举行。5月24日至31日，来自30多个国家的逾300位哲学领域专家学者，齐聚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在以“创伤与治愈”为主题的第12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上，就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所经历的创伤，以及如何治愈分享理论洞见。

首先，我决定将哲学作为自己的学术事业。但我不打算先学习西方哲学、然后再学习中国哲学，而是计划同时学习这两种哲学。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通过一种传统的视角来解读另一种传统的潜在风险。其次，我决定终生学习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为此，我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为期五年的哲学和亚洲研究双学位课程。

本次会议由美国东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学共同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是大会主席之一。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在安乐哲位于檀香山的家中，专访了这位著名的中西比较哲学家、汉学家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家，探讨中国哲学思想对“治愈世界”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

安乐哲：近年来，世界面临着疫病流行、全球变暖、环境退化、粮食和水短缺、冲突乃至战争等多重困境。虽然这些困境的领域和形式各异，但也具有共同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共同特点就是“无界”和“有机”。

中国的“家哲学”源远流长，从家庭到国家，“家”的理念无处不在、生生不息。儒家伦理始于个人身份如何在人类叙事中出现，从根本上不同于基础个人主义的假设。儒家的政治观是家庭、国家和世界之间的同构，其中国家和世界是家庭的拟像。“家”作为一种价值观为中国文化从古至今提供了凝聚力，这种价值观的意义值得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文明反思、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家哲学”为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应更加重视和挖掘其意义和价值。

事实证明，当前的国际秩序在应对人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时已暴露出明显不足。那么，受儒家文化启发的国际秩序会是什么样呢？我认为，这个模型中不存在任何作为霸权凌驾于其他秩序之上的单一、享有特权、占主导地位的秩序，每个国家身份都源于其在世界有机体的生命机能中形成的独特关系模式，而这个生机勃勃的全球生态本身就是由这些独特的国家相互适应而产生的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秩序。

过去几年里，我主持了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以“天下”为主题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以超越国际关系的思维，探索世界文化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寻求一种新的、共享的全球秩序——以天下观天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它不仅超越了个人，还超越了单一的国家概念，是将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观照“天下”人民的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共同生活。在当今世界分裂、纷乱的背景下，学术界有责任去倡导这样的叙事，以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谐的世界。

此外，我还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比个人利益重要得多，相互依存感比独立自主感要强烈得多。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刚刚开始在山腰上兴建，校园里有其他外国学生，但我常常和一群中国学生玩在一起，他们也将我视为他们中的一员，对我的生活非常关心和照顾。

在离开香港回西方生活的那一天，我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驶出香港港口，我拿着《道德经》译本站在甲板上。看着逐渐远去的辉煌灯火和前来送行的同学们，我下定了两个决心。

我个人认为，中国哲学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以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在此，我想简要谈谈中国哲学思想中“天下”和“家”的理念。

那年暑假，我在香港九龙的新亚书院读书，遇到了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哲学名家唐君毅先生，这是改变我一生的经历。我非常投入地学习他的思想，这也构成了我和他关系的基石。我在香港遇到的另一位老师是劳思光先生，当时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年轻教授，我常去上他的课，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就像大家总是多年后，才能意识到最好的老师对自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唐君毅先生和劳思光先生对我来说就是如此重要的老师。他们都将中国哲学置于世界哲学的全景中看待，是世界性的哲学家。而我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始终坚持中国哲学是世界性的，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

回首半个多世纪前的早期经历，我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起点在香港。也许更重要的是，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