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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开始寻找古地图上的长城，要从30多年前说起。1991年，我第一次出国，研究欧洲收藏的中文古地图，在荷兰看到两篇关于长城的文章。一篇有关梵蒂冈的行记提到，意大利罗马的拉特兰教堂有一张珍贵的彩绘《长城图》，英国学者梅杰(M. J. Meijer)在《国际制图史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同样提到了拉特兰教堂里的《长城图》，并在文章末尾附上了它的黑白图。

而外国地图中出现长城符号，则是东西方交流的结果。16世纪，《古今形胜之图》的复刻本传入欧洲。这是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传入欧洲的画有长城的中国全图。后来陆续有外国传教士来华，长城符号在外国人士绘制的地图里更为明确，例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里就绘有明长城。

但不同的是，在欧洲，长城的物质文明形式在罗马帝国解体后便停滞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则延续至清代，从未中断过。中国修筑长城不是王朝政权衰微时的自我保护行为，而是在强盛时期维护王朝统一、稳定秩序的手段。此外，万里长城的修筑工程在历代接续进行，将草原游牧与农耕经济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促进了东亚地区统一国家的实现，这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长城承载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

李孝聪：地图能够形象地表现长城及其附属边防设施的分布和形制，真切地反映数百年前人们如何使用图形符号表现他们眼中的长城。作为第一手史料，古代长城地图能够与描述长城的传世文本史料相互印证，共同组成认识和描述中国长城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我根据画作特征判断，这幅图绘制于清朝：图上没有经纬度，且采用平立面结合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画法；图上也没有标题，却贴有很多已经褪色的标签。凭借经验，贴签是清代对地图文字注记的处理方法，明代则会把注记、地名等信息全部写在地图上。

1994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再次回到意大利。这次我仔细记录了意大利地理学会收藏的中文地图图目，然后再度来到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根据该图书馆负责人提供的新线索，我拜访了新成立的梵蒂冈人类学博物馆馆长。

古代长城地图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长城的认识、描绘和表现力，这不仅仅是对军事防御工程的呈现，更带有强烈的文化观念和时代印记。无论是表现长城整体走势或局部地段的分布，还是刻画长城及其沿线防御设施的位置关系，或具体描绘长城墙体的建筑结构，古代长城地图以其历时性和真实性，更为直观地反映了长城在地理要素和观念性界线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曾在荷兰、英国、意大利、韩国、美国、日本等国及台湾、香港等地区高校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地图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等10余项课题；出版《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中、英文)《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中、英文)《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城市地理》《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中国长城志٠图志卷》《中国运河志٠图志卷》《古地图上的长城》等10多部专著，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70余篇。

距今2000多年前，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中国建起万里长城，欧洲也在罗马帝国时期陆续修建哈德良长城。无论建筑结构、防御设计，还是长城的功能以及对当地社会和民众的影响，二者之间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晃20多年过去，201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梵蒂冈博物馆联合举办“传心之美——梵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我去看展时发现，《长城图》正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据介绍，这张图是此次展览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为保护文物，展览没有完全展开卷轴中嘉峪关的部分，于是我将1994年和2019年拍的两组照片合在一起，终于拼出了这张完整的《长城图》。

李孝聪：我从小就对长城感兴趣，中学时第一次去八达岭长城是和同学骑车前往，花两三个小时才到长城脚下。如今60年过去了，我已经77岁，还在和长城打交道。

现存中国古地图里，最早标有长城的是1136年石刻《华夷图》，此图的编制时间约是北宋年间。至于北宋以前的地图是否出现长城，目前还不得而知。

他启发我，每一个中国人就像是长城上的一块砖，虽然个体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如果把每一块砖砌在一起修筑成长城，便会形成伟大精神和强大力量。(完)

追寻古地图上的长城有哪些意义？从古至今，长城的地理意义和文化意涵发生了什么变化？近日，李孝聪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自身经历出发，追溯中外古地图上的长城起源，讲述长城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当代价值。

中新社记者：除了中国万里长城之外，欧洲还有哈德良长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呼应？从内到外、从古至今，长城的地理意义和文化意涵发生了哪些变化？

168全站从中国，到荷兰、梵蒂冈、意大利，为一张绘有长城的古地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李孝聪在国内外辗转找寻了近30年。

李孝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际地图史杂志(IMAGO MUNDI)编委会中国代表、水利部水利志书编纂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

当时，梵蒂冈人类学博物馆尚在筹办阶段，馆长带我进到博物馆筹备处的地下室，开灯拿出一个长卷卷轴。随着卷轴徐徐展开，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长城图》。长城图卷，从右卷首嘉峪关向左徐徐展开，分别画出肃州城、甘州城、凉州城、宁夏城、榆林城、偏关段长城，最后截止在左卷尾山西大同城。

主要学术领域：中国区域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地图史研究、河渠水利史研究、中外城市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与地理文献研究等。

那次在意大利期间，我还拜访了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他告诉我，意大利地理学会收藏有我想找的中文古地图。在他的帮助下，我看到了意大利地理学会的收藏目录，虽然没有发现《长城图》，但找到了另外两套与长城有关的地图册：《大同镇战守图》和《甘肃镇战守图略》。这两套地图册皆绘制于明代，内容与长城军事防御相关，一图一说，都是残本，但很珍贵。

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国朋友一起爬长城，我问他为什么中国万里长城的英文翻译是“the Great Wall”而不是“the Long Wall”，怎么看待“Great”这个词？

我决定抓住这个线索。1992年，我前往意大利罗马寻找《长城图》，结果被告知拉特兰教堂的一批档案文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转移到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于是我又前往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但很遗憾，由于没有专门编目，工作人员不清楚馆内是否藏有这张地图。虽然悻悻然地离开了梵蒂冈，但我相信《长城图》还在那里。

我做深入研究后发现，这幅长城舆图是康熙皇帝平定蒙古噶尔丹之际的用图，图上还在长城内外画了红线，标记康熙去宁夏阅军行走的路线。征得馆长同意后，我用仅存的胶卷拍下了7张照片。

除了军事防御功能外，东西方的这两座长城还有一个不谋而合的共同点，就是都修建在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分界带上，区隔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讲，长城的修建可以避免不同生产方式下的无序冲突，并通过汇聚墙内外的商品交换促进有序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