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凯建议，要重视城市软环境的建设，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针对青年群体“急难愁盼”的住房、就业、婚育等问题重点发力。例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应，放宽租赁型保障房申请的户籍限制等。

互联网行业竞争激烈，姜阳每天早上8点出门，晚上10点多到家。“北京丰富而多元，我曾计划每周去看一场演出，却只坚持了一个月。”随着工作日益忙碌，周末用来休息都不够，“只想瘫在床上刷短视频”。

记者注意到，缺乏交友渠道，是“空巢青年”面临的普遍难题。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谢天看来，为年轻人搭建交友平台，是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应有之义，“相较于速成的相亲模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组织高质量的活动，让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互相认识。”

谢天建议年轻人，应走出“虚拟社交”，拾起兴趣爱好，可以在线上社群寻找“同好”，或参与读书会、爬山等线下活动，基于共同爱好产生的友谊，更易产生精神层面的共鸣，有助于先摆脱心理上的“空巢”。

姜阳坦言，自己不后悔“北漂”，但有时会羡慕留在家乡的同龄人：“身边有父母亲人，有从小到大的同学圈子，大家都早早买房、结婚、生子，比我先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

相较于老年群体的被动“空巢”，青年群体的“空巢”大多出于自我实现的主动选择。但同时，很多“空巢青年”的城市生活面临难题：就业压力大、住房条件差、社交圈相对封闭、社会支持网络较弱……不少人感慨，“空巢”既是居住状态，也是心态；既是理想之梯，也是无奈之举。

“‘空巢’的背后有喜有忧。”郭元凯分析称，“喜”的方面，独居生活能够提高年轻人自身的时间管理、职业规划能力，是一种很好的历练。从经济角度看，“空巢青年”催生了“单身经济”，带动了小家电、外卖、宠物、电竞等新业态发展，这一群体正成为未来消费经济的风向标。然而，与“空巢”相伴的孤独、悲观情绪，长期来看不利于年轻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

功夫不负有心人，姜阳最近得到了升职的机会，也开始有猎头找上门，开出诱人的薪资。如愿走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他却时常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缺了一块。“每次深夜加班回来，蹑手蹑脚地进门，对着狭窄又冷清的房间，一种莫名的心酸瞬间涌上来。”他说。

为了通勤方便，姜阳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次卧，房租占工资的三分之一。两个合租室友也是男生，但由于作息时间不同，平时很少打照面，最多的交流是在缴纳水电费时，“像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姜阳感慨道。

“青年群体基本实现了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经济融入，但在文化融入、社会融入以及心理融入等方面还需进一步突破。”郭元凯认为，“筑巢”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策的支持。

随着年龄的增长，崔婕也很渴望组建家庭，但苦于没有扩大社交圈的渠道。尽管在相亲网站等线上平台进行了几次尝试，但很快她就兴致索然。

“一个人住，才知道自己能搞定这么多事。”独居生活让崔婕熟练掌握了换灯泡、通马桶、修水管等技能。在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里，她看电影、做瑜伽、考证书，业余时间“没有人打扰，是学习和沉淀的好时候”。

电子平台“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病，时常眼馋商家推出的‘第二份半价’……”28岁的姜阳来自山西，“北漂”4年，工作步入正轨，他却时常在偌大城市中感到孤独。

从事设计行业的崔婕独自租住在北五环的一居室，“三餐靠外卖，购物靠淘宝，快递员比邻居都熟”是生活的常态。尽管来北京已经5年，但她最常联系的朋友，依然是发小和同学。“她们在深圳和杭州，都是‘空巢青年’，睡前相约来一局网游，或者只是开着视频互相陪伴。”崔婕说。

“‘空巢青年’增多的背后是人口与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郭元凯向记者表示，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引发了更多城乡、城市之间的人群流动；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小型化，改变了青年人的思维观念和居住习惯，为“空巢青年”群体的形成创造了社会环境；此外，科技创新的迭代以及迅速扩张的网络社交形态，使得线上生活更加便利，推动了“空巢青年”现象进一步显现。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闯闯。”硕士毕业后，姜阳放弃了家乡县城朝九晚五的工作机会，加入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读书时，“北漂”在他眼里带着浪漫色彩。然而他很快发现，“北漂”生活滋味万千，美好与艰辛并存。

谢天认为，“空巢青年”一词走红，带着些许无奈与自嘲的意味，正是年轻人在网络中“抱团取暖”，以缓解自己的孤独和焦虑。其实，对于志在远方的年轻人来说，“空巢”只是过渡阶段，只要耐得住寂寞和辛苦，终将成就精彩而丰富的人生。（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同姜阳一样离开家乡，在大城市租房独居的单身年轻人，被称为“空巢青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户。其中，除却“空巢老人”、丧偶、离异人士外，“空巢青年”数量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