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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地方政府应该依法给予民办学校相应的扶持，并保障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合法权利。考虑到学校办学的特殊性，在处理民办学校债务时，要为民办学校化解债务危机创造条件，在把民办学校列为被执行人、对民办学校法定代表人发出限制消费令时，也要评估这对民办学校可能产生的影响。

据报道，2024年1月，因相关合同纠纷，厚德书院及其相关负责人被判需支付超过1.4亿元的债务。3月，福田区人民法院向学校及法定代表人发出限制消费令。5月10日，学校再次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无庸置疑，对民办学校的债务纠纷要依法处理，但要综合考虑到教育所对应的是求知的学生，是鲜活的人，不能任由民办学校倒闭关门。

该校一名负责招生的老师透露，目前由市教育局出面协商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从新学期起，厚德书院的所有师生将整体“平移”至龙岗区的一家民办学校——深圳市中荟高级中学。这是一所新成立的双轨制民办高中，今年才开始招收首届学生，还没有高二、高三学生。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民办学校倒闭，都会遇到另一所民办学校刚好新建，可以接纳倒闭民办学校师生这样的“好事”。如果当地的公办校、民办校都存在学位紧张的情况，如何分流、安置倒闭民办学校的师生，尤其是学生，就是一道现实难题。从现实看，受本身经营状况、生源变化等因素影响，各地都难免会出现民办学校破产、倒闭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各地都当未雨绸缪，建立民办学校倒闭的应对机制，确保学校倒闭不影响学生的继续求学。

客观而言，虽然仍有家长担心“平移”后的学校管理与教学质量问题，但这一解决方案，应当是眼下最可行的方案了。如果能做到所有师生都能“平移”，无疑会将原民办学校倒闭所产生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如何避免民办学校因陷入财务危机而破产？有建议提出，加强对民办学校的资金监管，如要求建立监管账户，将办学资金纳入监管账户，实行最低运转保障金及临时大额资金支出监管等方式。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最多只能监管学校对学费收入的使用，如果学校缺钱，无法归还债务，那么，还是会出现资金问题。如厚德书院的财务审计显示，截至2023年末，学校学杂费及代收费有存入银行，尚未发现有坐支现象，现金内控制度健全。学校还设立了“三方共管账户”，并通过签订三方托管协议，将该账户的收支纳入统一核算体系，符合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

如果穷尽各类办法，民办学校只有破产倒闭一条路，教育部门要有分流、安置学生的预案，比如相应的转学机制：既不让一名学生因学校倒闭而失学，也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权，给学生分流的选择，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以及分流学校情况进行自主选择。

《中国旅游》杂志执行主编程惠敏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用不同的角度介绍新疆最新的玩法给香港读者，让他们好好感受新疆最美的一面。(记者 朱晓明 制作 岳子岩）作为深圳知名私立中学，厚德书院因资金链断裂、拖欠物业租金，所有师生被物业“赶出了学校”。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过去半年中，有关厚德书院倒闭的传言在当地教育圈流传，学校多次公开否认，但直到6月28日，校门口张贴的一张要求师生搬离的“告知函”，为这些猜疑画上了句号。

据报道，除了厚德书院，今年5月，还有5所深圳民办普通高中未能参与2024年的首次划线录取，这意味着这几所民办学校也陷入了办学困境。或许有人认为民办学校收费较高，营利情况应该较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般民办高中主要依靠学费和投资资金办学，且学校财务容易受到招生波动、市场变动和投资者态度的影响，其办学风险较大。就如厚德书院，从2016年创立到倒闭，只有8年时间，还在创立期。这所民办学校并非因为办学不好而倒闭，而是因为财务危机。公开信息显示，厚德书院处于深圳私立中学的“第一梯队”，曾被深圳市教育局评为“2020年度深圳市优质特色民办学校”。2021年厚德书院高考本科率为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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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比建立监管账户更重要的是，民办学校不能为吸引生源，在师资建设、设立奖学金方面，超出自身的实力范围。如用高额年薪挖教师，设立高额新生奖学金招中考高分生，这会为学校获得一时的办学政绩，但支出过大，学校的资金压力也大。民办学校把钱用到教师和学生身上，社会虽然都乐见其成，但说到底，这也是急功近利的行为，有的甚至涉嫌恶性竞争。民办学校要稳健经营，不能走不可持续的花钱挖教师、抢生源这条路，而需要加强本校的教师队伍培养，专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