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销案件中，犯罪分子为隐蔽自己，会创建一个App或网络平台专门用于犯罪活动。‘投资名画’的网络传销骗局也与此相似。”严子浩告诉记者，从事网络传销的犯罪分子搜罗一些名画交易信息放到制作好的网站或App上，蛊惑参与者付费购买一定“份额”，再通过拉更多人参与购买其持有的“份额”获得返利。

参与此项“投资”的具体方式是在“某某影视”App上交纳入会费，获得返利方式是按会员投资金额和发展会员数量形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会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的依据。

网络传销出现哪些新特点？如何撕破网络传销的“马甲”？如何做好网络传销案件的诉源治理工作？《法治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两位典型案例的承办法官。

98堂app安装包网络慈善、投资高收益电影票房、“改运”大师网络课程……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网络传销犯罪典型案例，介绍了传销犯罪借网络渠道蔓延时所使用的新“马甲”。

“网络传销犯罪的‘马甲’，既有以往常见的骗术，又有以新业态、新模式为噱头的骗术。”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赵桂杰说。

“本案中，高额返利与‘某某影视’App上展示的作品票房并无关系，实质上是通过‘拉人头’方式进行传销犯罪。”赵桂杰向记者分析了这种网络传销犯罪骗局。

该案中，2021年8月，被告人李某经他人介绍下载了一款“某某影视”App。这款App里都是新近热播或即将开播的影视作品，并称参与者可以投资这些作品，在电影开播后获得高额票房分成。

“此类案件有一个共同点，传销活动中无论兜售‘实体商品’还是‘虚拟商品’，参与者都并不是想要所谓的‘商品’，更多的是想‘拉人头’获得返利。”严子浩说，识别网络传销活动的关键是抓住设置入门费和层级、“拉人头”发展下线、骗取钱财等传销的典型特征。

赵桂杰说，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的职能作用，对组织、领导网络传销犯罪活动次数多、主观恶性深、情节严重的骨干成员，坚持“刑”“罚”并举予以严惩。同时，人民法院综合考虑网络传销犯罪人员的主客观情节，用足用好法律和政策，对层级较低、主观恶性较小、获利较少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充分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目的。

“国家坚持严厉打击、治理传销犯罪以及深入开展普法工作，群众对纯‘拉人头’模式传销的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传销犯罪开始向网络蔓延。”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严子浩说。

赵桂杰说，李某在明知这种模式的情况下，仍通过微信、熟人间宣传等方式推广“某某影视”App并吸收会员。2021年10月，李某还被任命为“某某影视”山东区域总经理。2021年11月，“某某影视”App关闭，会员无法登录提现。李某已发展下线2152人，层级达8级，涉案金额380万余元，获利2万余元。

“网络传销犯罪呈现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特征，获利形式变得更加多样。”结合办理的一起利用封建迷信蛊惑他人参加网络传销的典型案例，严子浩说。

“‘精神传销’类型案件中，在被告人‘洗脑’蛊惑之下，一些参与者不但发展下线，还会主动给予组织者钱财，危害巨大。”严子浩说。

“人民法院在裁判过程中注重释法说理，通过揭开被告人实施传销活动的骗局，深刻揭露传销组织骗财的实质，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识别、防范、抵制传销的意识和能力。”赵桂杰说，此外，基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商户加强日常普法宣传，针对网络传销犯罪手法以案说法、剖析讲解，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这是一起‘精神传销’类型犯罪案件。”严子浩说，被告人杨某等人从2020年起假借“弘扬伏羲文化”创立“万某合”网络平台，先后发展罗某、晏某等骨干成员，采用公司化运营模式，对外销售“中华姓名学”“即刻旺运”“中华风水学”等课程。“万某合”网络平台将参与人按照不同交费额度设置多个级别，根据级别获取不同额度返利。

为达到精神控制的目的，被告人组织了线下授课。杨某被打造成“庚天缘大师”，配备4名“护法天使”，杨某称可改运势，助人逢凶化吉、时运发达，不断对参与人“洗脑”，蛊惑参与人购买课程并发展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