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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的发明始于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上山捕猎与下水打鱼，大幅度降低获取食物的难度，解决生存问题。用绳子结网是小试牛刀，用组合的方式制作最早的工具，开启把事物连接起来的思维角度。如果以文献为依据，“八卦”的发明应在“结绳”之后，也可能并存一段时间。

“书契”的问世，应归属黄帝时代。“上古结绳而治”，然而“结绳”渐渐无法满足交易扩大的需要，故“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以更准确地记录契约的内容。创造文字以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整顿官员队伍，理解百姓需求，社会繁荣昌盛。

对于文明的建立而言，首先必须有相对广阔的地域，其次是在此地域上连续活动的人，再其次是对“天”的认识。这里的“天”既指自然的生存环境，也指人文的价值承载，指向终极的精神源头。

然而，根据《周易集解》等文献，作《易》者指庖牺氏。庖牺氏仰观俯察、创设八卦之时即有忧患，亦即人生在世，乃至文明起源以来，即有其根本忧患。《周易》之兴，兴于人生的根本忧患。

张文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学术源流、古代经典解释。主要著作有《管锥编读解》《古典学术讲要》《<庄子>内七篇析义》《探索中华学术》等，并整理、编纂了《周易表解》《易学史发微》《读易提要》《薛学潜著作集》等。

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几经挫折和蹉跌，度过数不清的危难。以今天而言，《义勇军进行曲》中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看成“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现代表达，有着远古的回声。(完)

这是人类当时的知识集合，把天下所有事物进行分类，概括成系列符号，“始作八卦”。六类之象是严密的体系，概括了从古到今的学问。根据著名易学家潘雨廷先生的分类，可分别对应今天的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和一切无生物。

庖牺氏创造“八卦”，作为最早的记录和演算符号，构成象数的起源。创造符号，表明人类的能力进入抽象思维。使用符号的目的，在于“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前者结合人与天，是精神修养到达极致；后者结合人与地，是理解物质到达极致。

张文江：《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藏之一，被奉为“六经之首”，中华文明的制高点概括于《周易·系辞下》第二章。此章展示的观象体系和古史序列，建立了中华学术的结构，总结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张文江：在《周易》的古史序列中，庖牺氏大致对应渔猎社会或畜牧社会；神农氏相当于农业社会的开始。先解决生活问题和生产问题，肉食和谷物蔬菜互补，互通有无。

南宫28平台在古典学视域下，中华文明的古史序列，在文献中初步可推演至何时？中华文明的源流演变有何核心基础？大会参会嘉宾、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文江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此后，黄帝、尧、舜氏建立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尧、舜确立父系社会；夏商确立家天下；周成为文明的最后奠基者，西周有周公制礼作乐，东周有孔子整理“六经”……

由此可见，“结绳”建立人与人的联系，是八卦、书契的底层基础。画八卦，造书契，形成文明社会，同时形成历史。结绳、八卦、文字，在这样持续符号化的过程中，华夏文明酝酿、奠基、演变、进化，与自体交流，与世界交流，发展至今日。

庖牺氏的成就是“王天下”。中国人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引导良好的政治秩序，使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王天下”必须观六类之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用“中华文明”的表达，更注重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在世界动荡中寻求确切的定位，以及内部多民族的共存和融合。中华文明不崇尚宗教，又有其从远古而来的信仰，是非常特殊的文明形态。

参稽《史记·太史公自序》等文献，通常认为，作《易》者系周文王。周文王居羑(yǒu)里(今河南安阳一带)而演《周易》，其时身陷囹圄，处境艰难，不得不有其忧患。

张文江：“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西文的翻译，而中文语源出于《尚书》和《易传》。日月为明，明是自然的光；经天纬地曰文，是人文的光。

“华夏文明”也可称为“中华文明”，通常可以互换，含义有所差别。华夏强调“古”、原发，向过去追溯；中华强调“今”、交流，向未来开放。华夏文明强调优越性，其背景为天下；中华文明强调独特性，其背景为世界。“华夏”与“中华”之同异，有其无形的连接。

张文江：“八卦”和“书契”(即文字)，是华夏文明演变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基础。在《周易·系辞下》第二章中，这两个词恰好处于首尾，首创八卦，末创书契，而且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结绳”。

《周易》建立的古史序列，初步可推演至远古的庖牺氏(也称为伏羲)，后来被尊为“三皇”之一。“庖”代表熟食，随着火的发明，告别茹毛饮血，是人类的物质保障；“牺”涉及祭祀，沟通神圣的维度，是人类的精神追求。这种沟通延长了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在其他区域或表达为诸多或单一神祇，在中国则表达为祖先或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