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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强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安居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还是社区的妇联主席。22年的社区工作，凭借“尽量将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这一理念和创新举措，她成为了当地家事解纷的名人。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已支持包括“和姐益家”在内的“蒲公英”妇女儿童权益服务项目366个，累计调解婚姻家庭纠纷1.5万余件。总台记者13日获悉，据韩国国会议案信息系统显示，韩国总统尹锡悦12日向国会提交了大法官任命同意案，并表示“随着大法官任期结束，为了任命继任大法官，请求国会的同意。”

八年来，这个“温馨驿站”调解室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婚姻家庭纠纷工作中的作用，成功挽救8000余个即将破裂的家庭，成为锡林郭勒大草原无数家庭的“稳定器”。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有一个盟妇联和法院联合成立的“温馨驿站”品牌调解室，也是蒲公英“和姐益家”的一枚种子。

她所在的安居社区，居民大部分是北梁棚户区改造搬迁来的。“整个社区近一万多居民，大部分不认识。刚开始大家对我和社区不信任，一有事就习惯找上级领导、找电视台。这倒给了我灵感，我们自己能不能办一个‘百姓电视台’？”崔强说。

派克ay0080p5008防尘圈厂家为预防和减少婚姻家庭纠纷，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创立调解品牌——蒲公英“和姐益家”。他们利用“法院+妇联”工作机制，有效助力家事调解；他们创设社区“电视台”及“红镜头”调解室，将家事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他们注重理念引导，用正确婚姻家庭观念潜移默化影响当事人，累计调解婚姻家庭纠纷1.5万余件，成为大草原上众多家庭的“稳定器”。

“我们也不是对所有来的人都‘劝和’。一般讲，吵吵闹闹的大多还有调和的可能，反倒是双方特别平静、不吵不闹的，说明在家里都想好了、谈好了，那时我们能做的是依法保障好双方离婚权益。”

“妇联这些调解员大姐，对我们法院来说特别重要。近年来，‘案多人少’问题在我们基层法院比较突出，像于大姐她们大部分是从政法机关退下来的，非常有经验，调解成功率高，大大减轻了法院的负担。”赵婧表示，“加上我们的婚姻家事法官多数是‘90后’，他们跟当事人说法条没问题，但家事调解和于大姐她们比，就有短板。”

原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妇联的指导下，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不断深化法院主导、妇联深度参与的“法院+妇联”联动工作机制，加上察言观色、分类处理的工作法，成为外界重点参观学习的亮点。

在一对对唇枪舌剑的男女交锋中，她一会儿慢条斯理、和颜悦色，一会儿软硬相济、察言观色；有时引经据典、旁敲侧击，有时又苦口婆心、掏心掏肺。

“在妻子眼里，丈夫最大的优点就是对女儿特别好，女儿是其掌上明珠。”想到这儿，于大姐心里立马有了谱。她决定抓住女儿这条线，做丈夫的工作。

尹锡悦12日发表对国民谈话，拒绝提前结束任期的要求后，先后批准了42项法案及施行令等，还提交了大法官任命同意案，继续行使总统权力。根据韩国宪法，大法官应由韩国大法院(高等法院)院长提请，得到国会的同意后由总统任命。(总台记者 张昀)

截至目前，安居社区妇联通过“崔强聊吧”已经化解婆媳纠纷、夫妻矛盾、邻里纠纷等各类纠纷68件，95％以上的问题均第一时间得到妥善处理，力求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街道、难事不出区”。

“镜头一开、话筒一举、灯光一照，大家一看我们那仪式感，似乎一下子就更文明了。之前吵得不可开交的，镜头前立马就不嚷了、不吵了、不闹了，一家人都以理服人、心平气和地聚焦怎么解决问题了。”

“察言观色、从细微处找到突破点，是一个婚姻调解员必备的技能。”在倾听这位女士的抱怨中，于大姐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细节——俩人有个上初中的女儿特别优秀，有望考上重点高中。但因夫妻闹矛盾，孩子的成绩急转直下。

崔强惊喜地发现，那些因为婚姻、赡养、遗产等家庭矛盾，动不动就不念亲情爆粗口、自私自利胡搅蛮缠的居民，到了镜头前不自觉地变了个样子。

从2018年开始，“和姐益家”项目每年为于大姐团队匹配一定的项目经费。据统计，于大姐团队的调和率目前为75%，成为当地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的一个助力。

“我们有三四间办公室，每天大概接待七八起婚调案件，日常我们3名工作人员‘满负荷运转’，你看，这四五个人都是排队等调解的。”锡林郭勒盟温馨驿站婚姻家庭建设协会会长、蒲公英“和姐益家”调解员张秀艳说。

在内蒙古，像于大姐这样“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跑断了腿”的基层妇女调解员还有很多。她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北疆“和姐”，一个个“和姐益家”调解工作室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播撒在北疆大地。

在布置温馨的心理咨询室，墙上挂着一个大电视，不停地播放新人的结婚照和婚礼视频。调解员白大姐说：“这个办法很管用，我们就是让那些吵得不可开交的夫妻，在这里重温他们结婚时恩爱的样子，让那些曾经美好的记忆，唤醒可能被冰封的记忆。”

“法庭上讲法讲理多，我们这儿讲情讲爱多。”——这是于大姐团队高调和率的秘籍，但她们也有快刀斩乱麻的时候，会因事制宜、分类处理。

说干就干。在街道的支持下，摄像机、话筒、照相机等硬件设备一应俱全。崔强带着社区老党员、巾帼志愿者等15人组成了“拍摄小分队”，社区腾出一间房子作为“红镜头”调解室，专门处理居民们的困难诉求、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各类问题。

于大姐叫于学先，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退休后，成为自治区妇联的一名法律服务巾帼志愿者，被妇联聘为呼和浩特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设在这里的一名调解员。

“内蒙古妇联以维护妇女儿童和家庭权益为己任，切实把工作做在平常、抓在经常、落到基层。”内蒙古妇联权益部部长寿兰兰表示，自治区妇联由此创立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品牌——蒲公英“和姐益家”。在其推动下，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和排查化解工作，确保矛盾抓早抓小，化解在萌芽状态。

一次，一位女士气冲冲地来到调解室，哭诉丈夫整天喝酒不顾家，自己是一天也忍受不了了。起初，于大姐给男方打电话约他来调解，却遭到男方拒绝，称“她想干嘛干嘛，我是不会去调解的！”

“作为社区妇联主席，我的感受是化解家庭矛盾纠纷一定不能被动，在矛盾形成初期或还未形成时，就加以化解才是最好的选择。”崔强说。

“因为婚姻家庭纠纷的种子，也许在婚前就埋下了。你这一次貌似调解成功了，但夫妻俩如果不会经营家庭，回去后迟早还会出问题。”

“女儿是爸爸最大的牵挂，第二天我给男方发短信，以不影响女儿学业和未来发展为主攻方向，让他过来调解。不出所料，男方收到短信后非常积极，第二天夫妻俩就相约着一起过来调解了。在我面对面地劝说开导下，男方终于认识到错误，给女方赔礼道歉，表示为了女儿今后一定少喝酒多顾家，女方也当场撤回调解申请。”于学先说。

“温馨驿站，调和万家。我让一点，你让一点，舒心的笑容多一点。”“你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了吗？”步入这个驿站，墙上几行鲜艳的红字格外醒目。

“近年来，自治区妇联在及时有效介入调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个案的同时，加强同相关单位协作配合，建立了处置青少年极端案（事）件联动机制、涉妇女儿童重大案事件预警处置联动机制等，深入开展困难妇女司法救助活动，有形有感有效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促进妇女儿童发展。”内蒙古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