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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卡多·波佐：《礼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句话强调了“习礼”的重要性，即每个人对社会福祉负有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征。在西方世界，我们讲求竞争，存在各种冲突，而这些是中国人尽量想要避免的。

曾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的德日进认为，宇宙被两种能量贯穿：切线能(tangential energy)将一个元素与同类元素连接，而轴心能(radial energy)则推动一个元素朝更高复杂度的层次迈进。德日进以此解释“天地”“阴阳”，其中“天”代表精神圈，即切线能量向下传达至万物，而“地”代表生物圈，以轴心能推动生命向更高复杂度的层级前进。

至于儒学，最吸引我的儒学理念是杜维明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即人类主体遵循宇宙的法则，并在其界限内进行创新。《论语》中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强调人类通过自我修养扩展“道”，而非通过改变自然世界实现人类中心主义。这与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念有很大不同。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将人类视为能够改变自然进程的存在，而孔子设想的人类生活形式并非以人为中心(人本论)，相反，它是“天人合一”(anthropocosmic)的，意味着人类世界和宇宙秩序之间有隐含的相互依存、持续沟通和动态互动关系。在“天人合一”的视角下，人类践行“天命”，帮助人与“天”相互契合，人类作为共同创造者，追求世界的和谐，而非改变世界。

里卡多·波佐(Riccardo Pozzo)，意大利哲学家、汉学家。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哲学教授，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教廷社会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为数字人文、哲学史、逻辑学、形而上学、知识论、美学等；熟悉英、法、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12种语言。著有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Reflective Society(《哲学史与反思性社会》)、Kant Problema Introducción Lógica(《康德与逻辑导论中的问题》)等。

中新社记者：在国际人文交流方面，儒学如何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理解？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儒学能够提供哪些独特视角？

里卡多·波佐：我在“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影响下成长，这是当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杜维明认为，“文化中国”包含三个意义世界：第一个意义世界是由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华人组成的群体；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个意义世界是与中国人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婚姻关系的外籍人士。第三个意义世界群体越来越重要，他们长期关注中国，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这就是“文化中国”的力量。

近日，意大利汉学家、罗马第二大学哲学史教授里卡多·波佐(Riccardo Pozzo)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儒学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启示。

除战火与冲突之外，全世界正面临共同的危机，迫切需要进行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这是我们当前关注的重点。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没有“B计划”，所以必须尽一切努力改善环境。在这些领域，“天人合一”的思想就能带来启示。

儒家思想将宇宙视为“天地”，其中“天”是精神、主宰、创造者、维系者、启示者和审判者，“地”是具有“智慧”的星球，人类的意识，即“心”沟通天地，令世界协调。

现在有观点认为，新儒学能够帮助全人类。精神人文主义是面向全人类的，而不单单服务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公民，这些年来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正是如此。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交流与合作是十分积极的，我很高兴能成为这项事业的一员。

中新社记者：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7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七届会员大会，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未来将如何继续推动儒学的研究与传播？

里卡多·波佐：在东西方对话的背景下，我认为中国的“天地”概念与法国哲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提出的生物圈、精神圈和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十分类似。

乐赏游戏空间官网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观念，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宇宙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一跨越时间的智慧，正为当今世界带来有益启示，鼓励人们积极推动全球生态和谐及数字技术的人性化发展。

里卡多·波佐：作为一名意大利人，我感到很幸运。意大利毗邻许多国家，我得以学习多种语言，但中文无疑是目前最让我感兴趣的。至于学习多种语言的原因，我认为全球化需要一种新的叙事——一种创新性的包容和反思的叙事方式。

数字转型方面，第78届联合国大会于2024年7月1日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造福人类的原则，鼓励通过国际合作和实际行动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此举以人文精神为指引，为全球合作应对人工智能挑战树立了典范。

我当前主要关注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是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全球伦理，这种伦理观需要以和谐的方式包容多样性、避免冲突。因此，我们需要多种语言和一种具有全球视角的世界主义态度，以促进21世纪的和平与全球合作。

作为一名哲学家，我正在更新教学方式，不再仅仅教授希腊、德国的哲学和以欧洲及北美为中心的分析哲学。我们已经意识到，需要一部全球化的哲学史。因此，学生开始学习儒家思想，这在过去的教学中并未涉及。我在教授全球哲学史的过程中看到了积极的成果，学生乐于学习和了解中国哲学，其中一些人萌生了学习中文的愿望。

我的祖父在1925至1929年曾作为意大利驻华使馆的官员驻扎北京，此后在上海、广州、东京和新加坡等地任职到1933年。在我童年时期，祖父讲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故事，家中也收藏有许多中国艺术品，如剑、花瓶和一些书画卷轴，我无比珍视这些承载古老记忆的物件。童年的经历也让我对中国的兴趣愈发强烈，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如今，生物圈和精神圈，或“天地”的概念，在应对新兴技术影响的讨论中起到作用，能帮助人类应对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等挑战。

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人类开始关注生物圈，即全球生态系统，绿色转型由此开始。记得2013年我来到中国时，空气污染严重，现在情况已明显好转。由此可见，政府和社会可以促成改变，绿色转型是优先事项。

我们需要更多能讲中文的人，也需要更多人来中国交流。幸运的是，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显著提高了沟通的便捷性，在辅助学习中文方面也很有帮助。我正在从事人机互动的研究，在转化性生成产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特别是在中国机构与欧洲通用语言和文化研究机构CLARIN ERIC之间的互动方面，让我们拭目以待。(完)

里卡多·波佐：我非常享受参会的过程。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开幕，台上有来自政府和学界的权威人士发言，可见中国政府确实在努力使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