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杭侃建议，中国财政部在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等资金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指定低级别文物抢救性保护和充分性利用为具体支出用途之一，并明确一定的支出比例，尽可能把低级别文物中央转移支付和政府一般债券的“蛋糕”做大。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利用格局，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公益基金、全额出资、与政府合作等方式，参与低级别文物保护修缮、旅游文创开发、文物传承发展等保护利用全过程。

针对鼓励社会力量进行公益捐赠所产生的相关问题，杭侃建议完善通过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的公益性捐赠享受税前扣除配套制度，从而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募捐，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完)

现阶段，中国施行文物分级管理体制，将文物保护级别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和未定级，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通常被称为“高级别文物”，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通常被称为“低级别文物”，这些低级别文物数量占了文物总量的很大比例。

博鱼 体育 中国 入口中新网北京3月7日电 (记者 胡健)针对数量庞大且保护力度不足的低级别文物，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的新机制。

杭侃以山西为例，目前山西已核定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79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万余处，尚有76%的不可移动文物未定级，全省低级别文物总量占比高达97%。长期以来，由于责任主体不同、资金政策不同、实有数量不同等因素影响，“低级别文物”不仅数量庞大，且适用性政策不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