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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传佛教传承的是公元前3世纪即已定型的巴利语三藏。南传佛教中只尊奉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并视其为导师，不崇拜菩萨、祖师、护法等。云南处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交汇点，这个地缘关系促成了云南傣族接纳、改造南传上座部佛教，最终形成不失本民族文化色彩而又有别于南传佛教文化圈内佛教的一种“傣族佛教”。傣族亦有深厚的原始宗教信仰，如西双版纳的傣族一直保持祭祀族神的习惯。接受南传佛教之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始信仰，但南传上座佛教在部分傣族地区也深受傣族文化影响。

班班多杰：中国佛教是流传、发展、形成在中国境内的各种佛教系统的总称。按历史顺序划分，有各个朝代和时期的佛教；按地理区域划分，有各个地区和民族的佛教；按教义语言系统划分，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

班班多杰，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藏传佛教思想史资料选编暨藏传佛教思想史论”首席专家。入选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组部等五部委全国第五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北京市首届“百人理论工程”，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高校育人标兵。著有《宗喀巴评传》《藏族思想文化的世界》《中观根本慧论释·般若灯论》等学术著作10余部，其中《藏传佛教思想史纲》获国家民委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禅宗在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传播和对后弘期的影响》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一等奖。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藏传佛教形成了“先显后密、显密结合”的理论修持体系，其在发展过程中与藏族传统宗教苯教、汉传佛教禅宗及道教的关公、文昌、二郎神等神灵信仰，散点聚焦，综合创新，进一步跃升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时代化。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是大乘佛教三身理论、藏传佛教寺院权力继承、历届中央政府支持与管理三者互动的产物，是藏传佛教自主性、原创性的制度体系、仪轨体系、理论体系的综合体，体现了藏族谚语“觉悟等齐于佛，行为随顺于人”的精神。

班班多杰：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中国的三大语系佛教在理解、接受、诠释印度佛教经典文本原义的过程中，各自吸收了印度佛教不同时期的主要派系的义理修持系统。其中，南传佛教接受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义理修持体系，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均吸纳了大乘佛教与密教的义理修持内容。以此为铺垫，三者均未“照着”印度佛教讲印度佛教，而是“接着”印度佛教讲中国佛教，最终使世界佛教的传播发展中心由印度转移至中国。

7世纪，佛教由古印度与中国内地分别传入吐蕃社会后，形成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历经前弘期(约642年至842年)、分治时期(约842年至978年)、后弘期(约978年至今)三个历史阶段约1300余年。

与云南接壤的缅甸骠国，5世纪就有上座部佛教传播，该教派约7世纪传入今傣族聚居地区。11世纪下半叶，蒲甘王朝重兴上座部佛教，再次从今缅甸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形成润派佛教；又有从缅甸传入德宏州等地，形成摆庄派。1277年，开始有傣文的贝叶经出现。除润、摆庄两派外，又形成多列、左抵两派，所用经典系巴利语三藏的傣语音译本，重要部分有傣语翻译。此外，傣语和布朗语的佛教注疏和著述也不少。

藏传佛教的显密译经事业自传入之初便已开始，前弘期编订了著名的“三大目录”，并编写翻译辞书、制定翻译理论规则，此后逐步编纂集成了与经论律三藏体系相对应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其中大多译自印度佛教的显密经、论典籍，有些主要典籍译自汉译佛教经论。此外，还包括历代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大德的重要论著。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主持校勘出版了中华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目前藏传佛教各教派历代高僧大德的文集也正在校勘出版。

约公元前1世纪，源自古印度的佛教先后传入中国的古西域(今新疆)及中原地区。在其流播的过程中，与汉地固有传统思想，包括儒家、道家、玄学家思想和民俗观念等，相互接触、击撞、融合，不断改造、变化、发展，从而化成独具特质的新学说、新体系，即汉传佛教。

中国三大语系佛教从何而来？各自有何特征？为什么能在中国和谐共存、交相辉映？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班班多杰，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佛教进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融合的历程、理论基础和实践发展。

5252bo.com中国佛教是一个大家庭，三大语系佛教流传时间有先后之别，但均为中国佛教组成部分。1998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纪念佛教创立两千年大会上说，在当今世界上，三大语系佛教俱全，圆融无碍，团结一体的，只有中国才有，这就是“中国佛教”。

南传佛教现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傣族、布朗族等居住的地区，域外则有南亚、东南亚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以及一些欧美国家。

班班多杰：一方面，中国的经学诠释学主张“我注六经”，即“疏不驳注，注不驳经”，注疏者要准确、客观地理解和阐释经典原义；另一方面，要求“六经注我”，即“六经责我开生面”，打着“六经”旗号，创立自己的新说，解决当下问题。

正如佛经所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以及藏族民间所言“解释者比原作者更善巧”，是中国佛教“契理契机”之谓。其“理”是佛教的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机”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每个人的接受能力，二是指接受者特定的时空条件、深层语境。这便形成了语境转向与经典义理重构的内在张力，是我提出的“共殊本体诠释学”之意涵。(完)

中国的三大语系佛教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差异，共同构成了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三大语系佛教可谓是“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同无妨异，异不害同”。此一佛教传承的历史脉络、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在其他国家是难以形成的。以儒家为主体，释道为两翼，各民族文化为补充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为三大语系佛教的同源同行、和合共生提供了思想中介、文化纽带，是能在中国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和谐共存、交相辉映的根本原因。

汉传佛教高僧大德接受佛教见修行时的思想前见，是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固有思想，他们在此基础上接受了外来佛教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由此形成了体系庞大、思想深邃、境界高远的汉传佛教各宗派，其丰富、深化和提升了中国哲学。古代禅宗的产生与近代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是佛教义理与儒道思想的深度融合，推进了汉传佛教的中国化、时代化。此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也。

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佛教由传入到日趋兴盛；二是隋唐阶段，是中国汉传佛教的鼎盛时期，其思想义理体系最为繁荣，主要标志是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三是宋元明清阶段，佛教与中国汉地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同时佛教哲学被吸收于宋明理学之中，与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等相会通。汉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经论律三藏体系，编纂集成了汉文大藏经，其中既有译自印度佛教的经、论典籍，又有汉地高僧大德的重要著述。

西方现代哲学诠释学认为，任何一个经典文本都具有原创性、真理性、传承性、开放性、表现性的特征，这便决定了任何一个经典文本、经典作家的思想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读者、诠释者互动融合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此经典文本的本土化、民族化、时代化，这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