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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卫蓝新能源正式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高比能长寿命原位固态化动力锂离子电池”项目。这就像是一场接力赛，李泓描述道，科研院所完成了技术成熟度“0—1”阶段的概念的提出以及“2—3”实验室验证，研究所孵化的企业以及研发平台、龙头企业负责“4—7”的小试、中试等环境测试，到了“8—9”的验证产业化以及大规模生产环节，需要由企业主导完成。

天准科技最广为人知的名头，是苹果公司的一个重要合作企业，为苹果提供智能检测装备，也是三星、富士康、博世等知名企业的供应商。天准科技主要生产工业视觉设备，这些设备被形象地称为“机器的眼睛”，用于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进行尺寸测量和缺陷检测。

更严重的是，下游厂商并不会在意产品是否有知识产权，这些盗版产品进入市场，加剧抄袭和同质化竞争，创新型企业进一步失去生存空间。尤其是像苏大维格所在的显示行业，目前进入到产能过剩的周期，行业内部竞争愈发激烈，进一步拉低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在申报项目之前，卫蓝新能源便联络了关键的上游材料厂商、下游整车厂，以及物理所等科研单位，联合了产业链。李泓的直观感受是，过去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团队围绕一个科学问题或新技术，但研究方向更发散。民企牵头组成的联合体，有天然的紧迫感，产业链上的每个参与者都希望产品最终能商业化，车企也希望在全球证明电动汽车的续航和安全焦虑可以解决。

此外，一些企业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牵头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时，项目经费的使用规定过于严格和谨慎，一些资金仅能用于购买设备，无法投入科技创新的核心——人才身上。民营企业在人才吸引方面，相较于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处于劣势。企业一方面表示理解，与科研机构、高校和国企不同，民营企业如果资金使用不规范，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在民营企业参与度提高的趋势下，如何平衡创新与监管的要求，也是未来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这一提法意义重大，意味着企业不论出身，只要具备创新能力，都有机会平等竞争。同时，鼓励企业牵头重大技术攻关符合研发规律，特别是在“卡脖子”等关键领域，关于要研发什么、如何研发，往往只有处于行业前沿的企业才最清楚。但在鼓励企业牵头的同时，国内还需解决科研管理体制中的一系列问题。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旨在解决国家战略需求和公共利益问题，因此具有公共性，知识产权有特定的管理规定和保护措施。这些项目鼓励参与方申请专利，以推动专利技术的实施和运用。

卫蓝新能源成立于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孵化，创始团队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物理所研究员陈立泉，物理所研究员李泓以及北汽新能源原教授级高工俞会根。陈立泉被誉为“中国锂电第一人”，曾是国家863计划二次锂电池专题负责人，也是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的博士生导师。李泓介绍，2020年时，卫蓝新能源已经能研发出能量密度为300Wh/kg的半固体电池，但将能量密度再提升60Wh/kg，挑战巨大，需要攻克上游材料研发、配比等一系列难题。

一个明显的规律是，那些反馈申请通道通畅且多次参与重大科技专项的民营企业，创始人大多数是留学生，或来自央企、高校、科研院所，科研经验丰富。并非所有中小企业都设有专门部门来与政府沟通。周孝认为，地方政府应进一步为创新企业提供更便捷的信息渠道。

目前，公司正在牵头承担科技部于2021年启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新型显示与战略性电子材料”重点专项，负责裸眼3D领域的技术与材料攻关，并推动其产业化进程。苏大维格董事长陈林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他们曾投入巨大资金，花了几年时间研发出一种新型光学立体成像材料，但投入市场后，国内一些印刷包装企业很快对其产品进行拆解和分析，提取技术细节，对产品进行仿制，这种情况十分常见。

实际上，过去民营企业也一直有机会参与国家重大技术攻关。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走访了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准科技”)。早在2013年，天准科技在苏州成立仅4年时，便牵头承担了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司副总裁、CTO曹葵康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通过参与国家级的技术攻关，促进了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为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打开了新的通道，而不仅仅是闭门造车。更为关键的是，公司得以参与到相关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中，提高了行业影响力，甚至证明了公司的科创属性，不仅仅是一家制造企业，推动天准科技成为科创板首批上市公司之一。

这款半固态电池，便是由卫蓝新能源参与研发。李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卫蓝新能源与蔚来汽车在2021年开始合作，共同研发能量密度为360Wh/kg的锂电池。在全球范围内，这都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要知道，彼时最先进的电动汽车电池，是特斯拉汽车搭载的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最高仅为260Wh/kg。提升能量密度，需要上游原材料颠覆性的创新，以及电芯工艺、电芯性能、安全性、机械性能等各方面的反复优化验证和迭代，以及提高生产良率、降低生产成本。

周孝坦言，重大科技攻关是政府科技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的，以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为主要参与者的科技创新体系，背后的制度和机制设计，目前还未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的特殊性。

李泓说话速度极快，他多次描述全球动力电池的激烈竞争形势，“我们反应速度要快，要全力以赴”。2023年末，蔚来汽车搭载的150度电池，也是这一技术攻关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目前项目仍在继续，李泓每个月都会与联合体开会，掌握进展。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全球锂电池发展由日本、韩国率先领跑。自2014年起，中国经过多年的基础研究和追赶，市场占有率开始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截至2023年，全世界70%以上的锂电池均在中国生产。这一成就得益于业内持续的技术积累、市场扩张和政策扶持。

在李泓看来，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在提升固态电池产业链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早期的863计划、973计划，到后来科技部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研发项目等，使科学家们逐步深化了对锂电池结构、材料、装备的认识。但到了2021年左右，随着新能源汽车大规模普及，以及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相关锂电池的研发项目，开始明确希望产品能上车，“这件事的性质决定必须得企业牵头”。

尽管近年来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所加强，但仍存在较多不足。周孝在调研中了解到，企业在知识产权维权过程中还面临周期长、成本高、不确定性大、赔偿额偏低等突出问题。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走访了苏州的民营上市公司苏大维格，该公司主要研发微纳光学制造、全息3D显示和光学功能表面材料等产品，多次牵头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

在这次挑战中，汽车搭载的半固态电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斌宣布，该电池的能量密度已达到360Wh/kg，在全球量产电池包中技术领先，该电池已完成车型公告和测试，并已进入量产爬坡阶段。

这也是54岁的李泓近二十年来的重点研究领域。李泓有两个重要的身份：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固态电池独角兽公司卫蓝新能源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2023年，卫蓝新能源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联合9家国内团队协同攻关，研究在全固态电池技术成熟之前，如何降低半固态电池的技术和材料门槛，解决量产问题。

在获取信息和资质方面，不同地区的企业存在差异。周孝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对于参与国家科技攻关的诉求更低，它们可能并非没技术实力，而是缺乏信息获取的渠道。

周孝提到，为了更好地适应民营企业的特点，可以考虑让民营企业自行评估，或由行业专家进行评审，这需要时间来转变。现在相关部门也关注到这个问题，正在研究如何简化申报流程。未来，评审工作可能也会从政府科技和工信部门转移到专业的行业中介机构，以便筛选出真正具备技术实力和研发能力的主体，避免企业因标准化要求或复杂的申报程序而错失申报机会。

薛澜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指出，这一变化背后，是当下中国创新生态正经历显著变化。2023年，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的77.7%，成为主导力量。以往企业研发偏应用，但现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领域，企业开始涉足前沿基础研究。此外，企业更了解实际需求和研究方向，如果仅让企业辅助，难以有效推进重大项目。

但周孝注意到，对于一些民营企业而言，申请发明专利实际上是一种风险。企业在申请过程中需要公开技术方案，这可能会泄露一些技术细节。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周全的环境下，一些企业可能会在别人的产品上进行简单的修改，不支付费用，损害原创企业的利益。

李泓举例，此前公司曾在国家项目的推动下，研发出了新型负极材料等多种材料，解决膨胀、循环寿命、倍率性能和低温性能等问题，并做出产品，实现量产，进入市场后给企业带来利益。随着产业专利的申请和一些技术细节的公开，整个产业也升级了。

万博官方手机版登录近年来，固态电池作为新一代技术，用固态电解质替代液态电解液，被看作提升安全性和能量密度、缓解续航焦虑的解决方案。固态电池距离实际应用仍有一段距离，但不妨碍不少国家和汽车制造商押注这一技术路线。

难以触及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更是民企的普遍困境。全国工商联去年发布的《2023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中提到，制约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要外部因素中，有32%的企业认为是“缺乏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在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中，仅有236家企业参与建设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基地。

近期，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也曾对媒体表示，要强化法治保障，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呼吁加强专精特新、“小巨人”、“瞪羚”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强化法律责任，明确细化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形，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形成保护科研创新成果的法律体系，筑牢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防火墙”。

在周孝走访的民营企业中，并非所有企业都有牵头或参与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经历，但部分高新技术企业都提到，它们不清楚该如何参与。

但多年来，这些项目仍然由科研院所、高校、国企主导。从2023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到鼓励民营企业按照规定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也发文表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牵头承担工业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基因和细胞医疗、新型储能等领域的攻关任务。今年，国家进一步强调了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在牵头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的重要作用。

公司副总裁、CTO曹葵康说，当时公司申请牵头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复合式高精度坐标测量仪器开发和应用”，也是因为这与公司的发展方向吻合，“这个任务相当于进行产品升级，我们本身也希望在精密测量仪器的水平上进行突破”。

周孝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从2023年起连续两年对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技术攻关的情况进行深入调研，走访了北京、上海、深圳、长沙、重庆等多个城市，调研荣获“专精特新”等称号的创新领军民营企业。

10月末，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成都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备再次强调，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卫蓝新能源、苏大维格等受访企业都提到，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都与企业擅长领域方向吻合。李泓提到，国家项目不仅能让企业获益，也能帮助整个产业的升级。如果不参加这个项目，公司可能会以更缓慢的速度进行研发，比如说，电池能量密度达到300Wh/kg或350Wh/kg，就已经觉得领先市场了。国家设定了更高的目标，卫蓝新能源顺着这一目标也能“沿途下蛋”。

蔚来汽车CEO李斌曾进行过一场引人瞩目的直播挑战，验证新电池的续航能力能否达到1000公里。2023年12月17日6点32分，李斌驾驶一辆搭载150度电池包的蔚来汽车，从上海启程一路南下。连续行驶14小时01分钟后，李斌抵达厦门，全程行驶1044公里，电池电量还剩3%。

这款仪器测量的目标精度是达到0.3微米，当时只有德国和日本企业可以实现。曹葵康解释：“0.3微米，接近技术极限，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生产国内最高端、最精密的测量设备，实现国产化替代。”2018年，天准科技完成设备的研发，2021年设备通过国家验收。

比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计划编制和成果评审中，民企仍然缺少话语权。“这也符合国内当下的发展现状，尽管中央和地方都在积极吸纳民营企业及其研究人员的参与，但真正能代表技术前沿、能保证公平性的企业并不多。”周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此之前，李泓多次牵头或参与固态电池相关的国家重大研发项目，但大都是由科研院所和高校牵头，随着技术和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如今，接力棒交到了民企手中。

陈林森坦言，强化专利保护，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激发原始创新的关键。但很多时候，在一些领域，企业的创新反而可能会“死”得更快，“创新说到底，就是完善法律环境，强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探索性的基础研究，另一类是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后者更侧重于产业化。周孝指出，有企业反映科技攻关项目与市场需求的关联度并不紧密，尤其是那些偏向理论性的研究项目，要转化为实际的产品或服务，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在周孝看来，未来编制科技攻关项目指南时，应增加企业的参与度，以确保项目更加贴近市场需求。

周孝在调研过程中也观察到，一些中小科技型企业对于参与国家重大技术攻关的积极性并不高。一个突出原因是，一些过去几年参与过重大科技专项的企业，在项目结束后可能面临尴尬的局面：他们研发的成果要么已经落后于产业，要么过于先进，短期内无法带来实际的收益。

一位参与牵头国家重大技术专项的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一个细节：该公司曾与产业链上的其他民营企业联合申报，但这些企业缺乏国家项目申报的经验，也没有专门的团队，提交的材料常常不符合要求。

近年来，作为国内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卫蓝新能源便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今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但曹葵康坦言，上述设备研发成功，实现了技术突破，但并未实现大规模生产，精度过高，导致价格昂贵，也超出日常工业生产环境需求的精度。近些年，公司更加重视商业化，不再主动申报牵头重大精密仪器的攻关项目，“如果是为了拿项目补贴，这对企业是不划算的”，公司更多是作为参与者，与一些牵头的科研院所合作研发。

曹葵康解释，几何特征对有形产品至关重要，公司生产的坐标测量仪，能精准测量产品在三维空间的各个参数。但在镜头、触摸屏等高精度制造领域，接触式测量方法不适用。在上述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中，天准科技需要牵头研发集成激光、影像、探针的复合式测量技术。

但得益于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推动，公司更快研究和掌握了复合式测量技术，促成了天准科技与苹果公司在2014年前后扩大了合作。该技术的精度“降维”后，仍可以用于手机屏幕、金属外壳等产品的非接触式测量检测，符合当时苹果公司的需求。到了2018年，苹果公司的订单大约占据了天准科技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他看来，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更具灵活性和动力，美国和日本在芯片领域的发展经验表明，让企业直接参与科技攻关是有效的策略。

李泓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以储能电池为例，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迫切需要公共平台的支持。卫蓝新能源成立不久后，李泓便在2017年与江苏溧阳高新区联合创立了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公司建立了针对电池研发测试仪器平台、从材料到电芯和系统的工程化平台，并同步设立了科学家工作室与联合实验室。通过市场化运作，这些平台和设备被租赁给初创公司使用，加速了技术的迭代，为企业减少了资金投入，大大节约了时间。

在动力电池等前沿科技领域，头部企业技术领先，技术门槛高，其他企业抄袭难度大。但在一些更成熟的制造业领域，复制另一个企业的创新技术，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周孝有相似的感触。政府项目的评审专家多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国企，他们已经对项目申报书有了一套成型的评价模式，一些专家在评审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时曾感慨，尽管民营企业具备技术实力，但在申报书的撰写和技术呈现上确实存在明显不足。一些调研的企业也曾向他坦言，本来很想参与一些国家项目，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和在行业的地位，还能拿到经费，但它们没有团队擅长写申报资料，又担心费了这么大功夫却评不上，就提前放弃了申报。

与国家级别的测试分析中心不同，后者更多地服务于全行业和全领域，但对于在成长初期的初创公司，更需要更专业的中试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李泓提到，在这一模式下，他们的公共平台在三年内就成功收回了成本，这需要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的合作，提前明确市场需求，并坚持规范的市场化运作。

多位受访专家也提到，2023年机构改革后，科技部重组，不同领域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根据各自所属领域被分配到了工信部、国家能源局等不同部委，有助于推动技术攻关更贴近产业实际。

他在一个中部省份注意到，在2023年全省科技重大专项中，没有一家民企担任牵头的角色。今年以来，国家层面一直在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性，科技和工信部门也在为民企提供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项目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