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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自己的工作服是否干净，有没有脏污。摄像头转到左肩，又转到右肩，何滟滟发现，他是一个胖乎乎的男生，看上去30岁左右。白衣服左胸处有“盲人技师”一类的字眼。她告诉对方，衣服很干净。

生疏总是在所难免。崔桐芮从来没在生活中见过盲人。10月1日，她跟朋友在电影院候场时接到了求助电话——一位盲人女士需要找到掉在地上的钥匙。

“你得提醒他们擦。”24岁的李春隆说。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是特别全的盲，一点光感都没有。”他说话间常开玩笑，带着一股年轻的乐观与希冀。“我相信世界上是有光的。”他说。

b站网页旧版“我其实很讨厌打电话。”24岁的留学生胡卓依说。舞台剧演员何滟滟不喜欢与陌生人交流。生于东北的张卢害怕寒暄。大学生崔桐芮说自己是“i人”。但现在，他们都是这810万人中的一个。

有志愿者帮一位盲人母亲检查孩子的作业，看田字格中的“下”字写得好不好。一位盲人不小心把开水倒在了地上，向志愿者确认是否烫到了自己的狗。

为了在深圳的机场找卫生间，盲人李春隆发出过一次求助。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生，她很难通过狭小的手机屏幕找到指示牌，当看到一个路人出现在镜头里，她索性冲着对方喊：“你好！他眼睛不好，能不能带他去卫生间？”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张砚斐在公司里帮一名盲人男生查看面条的保质期时，发现已经过期两天了。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在颤抖。旁边的经理和同事察觉出她的异样。“他的声音很好听，普通话也很标准，给我的感觉本应该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她有些哽咽，“现在吃一包面都要别人来帮忙”。

考虑到视障人群的心理，张砚斐说，她一般不会想要在电话中聊更多。她换位思考：“会不会增加对方的愧疚感？如果我是寻求帮助的人，我希望尽快解决问题，尽量不浪费志愿者的时间。”

一个男声问：“用你们这个软件，能提供什么帮助，能帮我们很多东西吗？”何滟滟意识到他们都是第一次使用，他把她当成了工作人员。

这恰好构成了何滟滟下载的原因。因为排练和开演时手机不在身边，担心错过电话，她一直没有下载。直到了解到这通电话会同时转接给多人，10月10日，她才正式成为志愿者。

他还喜欢摄影——一个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兴趣。他买了许多摄影设备，包括运动相机、手持杆、支架……Be My Eyes中的AI识图功能能帮他读取视觉信息，如果是和铜像合影，他会先摸一摸，拍十几张角度不同的照片，然后让明眼人朋友挑出其中最好的一张。

接过一通电话后，曹振翔自如了许多。9月12日，他一边打着电脑游戏，一边帮一位盲人过了马路。日光晃眼，曹振翔看不清远处的红绿灯，只能指示对方拿着手机转一圈，正好看到旁边有一些人也在等红灯。他请对方稍等，自己又打了会儿游戏，直至镜头里的人群开始移动。“可以走了。”他说。“非常平常，就像是跟朋友打电话，帮他找了个东西一样。”

志愿者武秋怡在山东经营着一家奶茶店，今年开业后不久，母亲去世了。23岁的她度过了一段虚无的时光。她觉得自己无法成为有名的人、作出大贡献，或者是“把世界变得和平”，甚至“挣钱也没什么用”，子欲养而亲不待了。

而在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WHO)2020年的数据显示，约有12亿人患有某种视觉障碍，其中至少4300万是盲人，至少2.38亿人是低视力。

这超出了Be My Eyes(成为我的眼睛)创始人汉斯·约根·维伯格( Hans J rgen Wiberg)的想象——有人会把一个从未用过的App保留几年，就为了接到一通陌生人的电话。

9月25日，在奶茶店的吧台里，武秋怡接到了自己在Be My Eyes的第一通求助电话，帮一位盲人确认了火腿肠的保质期。她将这段经历发到社交媒体上，有150万人点了赞。许多志愿者在评论区分享自己接听电话的经历。

18岁的志愿者赵小祺说，她常想在现实生活中帮助别人，但爸爸总让她保护好自己。网络的场景隔离给人一种安全感，利他的冲动能够超越恐惧与不安。

“Be My Eyes并不是在拯救任何人的生命，但它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创始人汉斯·约根·维伯格说，“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自己帮助最多的人是谁，这真是太神奇了，因为志愿者们也非常兴奋。”如精神病学家卡尔·梅宁格所说，爱能拯救人——不论是施与爱的人还是得到爱的人。

口罩的正反面、行李箱的滚轮密码、腊肉包装上的口味、操作洗衣机的按键……当看不见的困难嵌入生活的细枝末节，明眼人才真正理解那个世界。创始人汉斯·约根·维伯格介绍，Be My Eyes中的许多电话都与颜色、数字、温度有关，“家里的大多数机器都不适合盲人使用”，通话的场景多半是厨房或街道。

武秋怡说，互联网带给她一种奇妙的感受，就像走在路上和人擦肩而过，对方看起来很平凡，但也可能在做对某一类人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每一个路人都可能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巧妙的通道。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2023年统计显示，全球54%的人口(约43亿人)拥有智能手机。如果其中有人想做点好事，他们不再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去一个特定的地方，只需要在空闲时拿起手机，睁开眼睛。“哪怕我在工作，我也可以提供一会儿帮助。”志愿者黄秀峰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持证的视力残疾人中，44%在60岁以上，他们多数受教育程度低，不善于使用手机。一位网友给盲人父亲下载了Be My Eyes，“但他总是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也总是觉得我忙，不想麻烦我”。24岁的盲人李春隆说，他身边使用这个App的盲人不到一半，他猜测“这上面还是外国人居多”。

是的，视障群体也会旅游。他们通过气味、氛围和四周的人声感受风景。这是李春隆的爱好，他去年去了广州塔，今年又在苏州的周庄古镇住了两天。他选了一个小桥流水的地方坐着，听环境音和过路人的谈话。“他们可能会聊到这个景点，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我就综合起来提取自己的理解。”

越来越多明眼人“看见”了那个遥远的盲人世界，尽管视野总是模糊的——许多盲人都有摸手机摄像头的习惯，那是手机上唯一凸起的部件，只是经常摸就会脏。

武秋怡把当志愿者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媒体上时，补充了一句：“希望大家多一些耐心，视障人士的语气或者语序可能会和我们有些不一样。”她曾参加过残障人士的公益活动，了解他们的社会化程度：“能在App上求助的，大多是会用手机、有工作的视障朋友，还有很多人是不太出门的，他们也看不到我们说话的反应，所以语气可能会有一些生硬。”

曾有志愿者说：“这个应用让我感觉自己很有用，我只需要学会如何快速拿起我的手机。”但事实上，抢到电话并不容易。这些年，张砚斐起码错过了五六通电话。每当铃声响起，志愿者需要快速反应，按下接听键，否则，电话就会被其他志愿者接听。

张砚斐2019年就下载了Be My Eyes成为志愿者，在这之后的4年，一通电话也没有接到。其间，她换过三四次手机，这个蓝色图标一直留在屏幕主页。

为了帮一位大叔检查房间的灯，在摇晃的镜头里，志愿者张卢看到了他的屋子。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卧室里没有凳子，也没有床头柜，甚至连床头也没有，只是靠墙放着一块长方形的床垫，上面铺了张素白色的床单。“一开始有点惊讶，感觉挺悲伤的，但又觉得合乎常理，他的房间应该是这样的，尽量减少障碍。”张卢说。

事实上，Be My Eyes的用户很少在电话里聊天。他们的对话常以“你好，我想……”开头，以“谢谢，再见”结尾。据创始人介绍，这里90%的通话时间不到两分钟。

也有些“看见”是出乎意料的。志愿者胡卓依帮一位弱视阿姨挑选过旅游要穿的裙子。对方的要求是颜色鲜艳、拍照好看。胡卓依替她选了一件碎花的和一件绿色的。

她认为自己应该学习如何在言语上帮助视障人士。“想象自己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我会想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比如精准地描述，避免语序混乱和模糊。

Be My Eyes上，只有72万盲人注册。“当你看看世界上盲人的总人数时，你会发现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没做。”创始人汉斯·约根·维伯格 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在未来几年里扩大规模，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很快。”

根据后置摄像头的画面，何滟滟描述了他身边的环境和物件。在听到回应后，对方听起来放心了一些。“他觉得挺神奇的，还挺开心的。”她说。

这正是这个App受欢迎的原因：它了解视障人群的心理——他们正是为了避开情感联系而来的。生活中，他们有太多需要求助的时刻，但无论对亲友还是身边的陌生人，他们总是不确定对方是真的方便帮助他还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帮助他。

Be My Eyes开发了这样一个功能，志愿者可以远程打开盲人手机里的闪光灯。有位志愿者在晚上接到视频通话，屏幕一片漆黑，有人在黑暗里问：我的电饭煲是否开着？那位志愿者才意识到，他们是不需要开灯做事的。

而志愿者是经过选择来到这里的。视障人士不必在意眼光、人情或负担。如果志愿者不方便接听，电话会继续转接。“在这里，视障人群可以请求帮助——但不用真的请求。”创始人 汉斯·约根·维伯格说。

与此同时，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一些研究发现，网络中助人者越多，利他行为越容易发生。统计学改变了施助者的心理，使做好事成了和中彩票一样的概率事件，两者都值得兴奋，也值得等待。

李春隆觉得这个女生很了解视障群体。“很多盲人自卑，很难主动去跟身边的人交流。”他说，“从小受到的语言攻击太多了。”他曾在一次问路中，被路人反问：你一个瞎子出来干嘛？

她用漂亮的花朵装饰奶茶店，来店里的人林林总总，并不知道那些假花出自残障群体之手，是武秋怡常去做志愿服务的残疾人学校寄来的。几年前，她成为遗体和器官捐献志愿者。“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向世界表明我是一个多么高尚、多么乐于奉献的人，而是我尊重每一个生命。”武秋怡说。

在以往的生活中，施助者总是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帮助别人。人们总是在熟悉了场景、对象之后，再决定是否要向前一步。但在这里，接听之前，一切都是未知。

镜头绕了几圈，除了白色的瓷砖和一只狗爪，她什么也没看到。两三分钟过后，她越来越着急，情急之下问：“钥匙是什么颜色的？”对方说不知道。

而志愿者曹振翔意识到自己太过热情。他担心帮不到对方，紧张得手抖，还要努力平复语气，避免吓到对方。帮一位大叔确认面包的保质期后，双方剩下的时间“大部分都在讲谢谢”。“人家说谢谢，我也在说谢谢，我也不知道我在谢什么。”曹振翔说。

“这也是我的回忆，可以和朋友分享，作为我去过这个地方的一个凭证。”他说，“等我们上了年纪，也可以和后辈儿孙分享我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一位志愿者曾经分享道：“那天失眠，心里很乱，很空，感觉自己找不到理由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下载了软件后，心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我知道，孤独无能的我，某一刻也能成为别人的眼睛。”

如今，Be My Eyes上注册志愿者的数量已经超出盲人的10倍有余，他们来自150多个国家，组成了这个“全球最大的数字视障志愿者组织”。志愿者们热切地期待能接到一通“辨认袜子颜色”“看看红绿灯”之类的视障求助电话。他们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帮助别人，但没有这样兴奋。互联网使人们变得更热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