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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嵌入人居空间格局。以大运河为轴线，统筹考虑遗产资源分布与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况，通过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等功能分区，以及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工程，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构筑空间相连、功能互补、特色各异的新型格局，形成包含“吃住行游购娱”系列产品的休闲体验空间。

大运河的重要功能在于作为水陆联运通道，连接南北与内外，尤其是对外连接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运河”与“丝路”构成连接中国内部与外部世界的开放道路系统。

大运河缤纷旅游带建设推动文旅结合，凸显“水城共融”。大运河水上巴士成为杭州经典一日游线路，与运河码头、西湖文化广场、武林广场、大运河滨水空间融为一体，实现大运河水上出行与旅游观光的诗意结合。从北京通州到河北香河的北运河游船已实现顺利通航，未来这一水上旅游线路将继续向南延伸到天津武清和“天津之眼”所在的三岔河口，实现大运河生态、景观、文化、旅游等多重功能融合。

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履约状况成为观察十年来遗产保护成效的重要依据。中国政府秉承《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履约承诺，坚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原则，发挥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发挥线性文化遗产的独特优势，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样板案例，体现了大运河作为中国国家符号的世界意义。

大运河绿色生态带建设推动景观修复，凸显“蓝绿交织”。“一河、两岸”是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2022年、2023年，京杭大运河两次全线贯通补水。同时，各河段推动实现“河清、岸绿”，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二是多元化参与，多动力推进。在政府部门主导下，文保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社会企业、新闻媒体、志愿者、普通民众共同投入保护传承工作，形成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局面。

其次，生态建设遗址公园。将考古遗址展示与自然生态修复、公众教育、休憩功能相结合。如白浮泉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经文物腾退、生态修复、遗产保护等建设，成为白浮泉水源文化核心展示园；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将展览展示、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社会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协同发展的新样本。

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基础上更突出公众休闲体验功能，实际上是强调社会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大运河是世界观察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古往今来，无数中外游客泛舟运河之上，人类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和碰撞。面向未来，中国大运河将继续面向世界开展更具对话意义的文明互鉴，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流向未来。

凤凰体育移动版大运河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的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中国大运河既推动了连接中国内循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也与丝绸之路体系，共同构建了中国连接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运河璀璨文化带建设推动各点段文物保护和非遗传习结合，凸显“古今同辉”。2016年北京通惠河玉河故道上的澄清下闸经考古发掘面世，与万宁桥下的澄清上闸、东不压桥下的澄清中闸，形成了元代京杭大运河进入终点港什刹海之前的最后一组运河水闸，见证了北京漕运变迁和城市发展。大运河非遗丰富生动，北京通州燃灯塔下的北运河非遗传习所、沧州园博园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通州北运河畔北京城市图书馆的非遗文献馆，让人们体味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非遗魅力。

三是系统性思维，协同性互鉴。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意义在于其多元性与实践性导向。运河、丝路，连接了全球经济，也助力着文明对话。中国大运河既推动了连接中国内循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也与丝绸之路体系共同构建了中国连接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多部门联动，多类型整合。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遗产、考古遗址公园、城市森林公园等相结合，形成“大保护格局”。

作为漕运文化传统的直接见证，中国大运河在世界运河遗产中独树一帜。沿大运河持续运行的漕运系统历史悠久，促进了中国东部区域发展繁荣，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格局，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更加强了地区间、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最后，融合推动文旅沉浸。将运河非遗、博物馆融入景区和沿运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让运河文旅更具烟火气、更有场景感。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内，“大运河燃灯墨韵”AR文旅沉浸体验展让游客在元宇宙中感受运河文化氛围；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内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不同时空情境下的运河故事。

线性保护、连片保护是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思路。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推动下，沿运城市共线连接，特性发展，同频共振，活力焕新。整体来看，大运河文化带已初步实现串珠成线，区域协同，南北对话，交流互鉴。

十年前，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借鉴了世界各国重要运河的申遗经验，对比分析了中国大运河项目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遗产申报从历史时期、空间分布、关键位置、现存状态等方面，充分证明了大运河的时空跨度与历史演变进程。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的典型范例。

以大运河为纽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构建“历史记忆”，讲述“共同叙事”，体验“现代表达”，让民众感受“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并为世界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中国方案”。

运河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21年出版的《世界运河辞典》，世界范围内有约1100条运河、4000多座运河城市。这些运河和城市构成了生动璀璨、富有时代价值的世界运河文化景象。

今年，中国大运河迎来申遗成功十周年。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实现文物活化和创造性转化，是中国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模式创新的贡献，既是兑现中国大运河申遗时的履约承诺，也是向世界遗产保护提供的“中国智慧”。

中国十分重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改进了以往遗产保护“重申报、轻管理”的短板，做到“重保护、重传承”。在保护物质形态的大运河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与文物保护方针结合，做到“让文物活起来”。十年来，大运河由一项体量庞大的“文物”，真正转型为一项所有人共同保护传承的“活”起来的“文化遗产”。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分布在中国2个直辖市(北京、天津)、6个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形成了复杂的巨型线性文化遗产，这在全球已有的世界遗产项目中都是相当罕见的。

王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系副教授，文化遗产专业负责人，北京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民间信俗澳门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礼制史、北京文化遗产、大运河、非遗等领域研究。在《中国史研究》《考古》《中华文史论丛》《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2项，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合编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