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监事长吕红兵对此评价说，全国各级法院依法审理涉民营企业案件，司法机关强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措施供给，针对民营企业家普遍关心的内部治理，法院加大对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行贿受贿、背信等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严格规范，对于经营性涉案财物，在保证案件审理的情况下，一般允许当事人继续合理使用，最大限度减少了因案件办理对企业正常办公和生产经营的影响。

南宫28平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最高法报告起草组负责人余茂玉在解读最高法报告时表示，报告中列举了62个案例，力求让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让公众懂得案件裁判中蕴含的法理、事理、情理，报告中提出“坚持办案就是治理”，即是注重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发展、对法治进步的引领作用。

牟林翰凌辱同居女友致其自杀，法院认定构成虐待罪，确立了婚前同居施暴，须以家庭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司法规则。余茂玉在解读这起写进最高法报告的案例时表示，再难断的家务事到了法院，法院给的说法不仅要解决具体纠纷，更要适应家庭关系的新变化、新特点，通过厘清权利、义务、责任，树立规则，引导、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表示，围绕网络暴力治理问题，最高检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发布指导性和典型案例，明确司法标准，织密惩治法网。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莉娜表示，《指导意见》的印发，正是司法机关通过履职办案传递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共识。

同时持续清理涉企“挂案”，对那些公安机关既未撤案又不移送审查起诉、长期搁置的刑事案件，与公安机关共同清理、督办，让长期处于涉案状态的企业“放下包袱、放手发展”。对企业及其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的，督促作出合规承诺、切实整改。最高检结合司法办案，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多发的诉讼风险进行分析，发布4个方面38条提示促进民营企业预防法律风险。

余茂玉表示，司法须与时俱进体现在很多方面。网络时代，不少工作通过网络进行，上班不局限于坐在办公室，手机、电脑在手，哪里都可以办公。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工作算不算加班？对此，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明确，把“付出实质性劳动”和“明显占用时间”作为线上“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让在线工作有收益，离线休息有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最高检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杨剑波在解读最高检报告时表示，最高检报告单列“为人民司法”，全面回应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切的安全生产、出行安全、平安寄递、生态环境、涉诉信访等热点问题。

近年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涉彩礼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彩礼返还曾引发治安问题，甚至恶性刑事犯罪。最高法制发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明确禁止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明确把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返还多少的重要考量因素。余茂玉举例说，男女双方交往期间在重要的节日、纪念日相互发红包、转账、送贵重礼物，分手了要不要还？司法解释明确，准确划清彩礼和为表达或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的界限，让彩礼归于“礼”。

杨剑波介绍，2023年，最高检出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23条检察意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产权的司法保护，同时针对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等侵害企业利益犯罪，出台12条检察举措，促进健全民营企业内部反腐机制。

皮剑龙建议，针对具有一定隐蔽性、受害方取证困难的网络暴力犯罪，检察机关要及时启动公诉程序，及时有效追诉犯罪，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应与其他部门协同完善网络监管，切实监督网络平台履行责任，全方位筑起网暴“防护网”。

余茂玉介绍说，2023年，公安部部署开展“净网2023”专项行动，依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在此过程中，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网暴案件的公诉标准和程序，用公权力为受害者撑腰，这就是以案促治的效果。

2023年，网络诽谤公诉案件同比增长10.3%，判决有罪人数增长102.4%；2023年，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32.3万人，同比上升36.2%。“两高”报告中的这两组数据引起广泛关注。

杨剑波介绍，2023年4月，最高检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见》，其中要求：严惩“网络暴力”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相关犯罪，深挖背后的产业链利益链，严厉打击“网络水军”造谣引流、舆情敲诈、刷量控评、有偿删帖等行为涉嫌的相关犯罪，协同整治“自媒体”造谣传谣、假冒仿冒、违规营利等突出问题，加强典型案例发布曝光，净化网络舆论环境。统筹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强化一体履职，协同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