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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结构上，目前呈现“应用导向强、层次结构趋同”的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基础科学薄弱，本科和硕士教育阶段理学类毕业生规模占比仅为毕业生总数的6%多，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和主要经济体；本科阶段学科设置集中度高、应用导向强，工学和管理学两个应用类学科本科毕业生占比达51.23%；不同层次学科结构趋同，同一学科若在本科层次体量大，在硕士和博士层次往往体量也大。这种学科结构，没有很好地回应社会对不同学科人才、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还不能有效支撑“宽口径、厚基础”的本科人才培养理念，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陈如平：提高基础教育人才竞争力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应确保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教育资源分配应向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持续提升教师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更新课程内容适应时代需求，采用探究式学习、合作学习和项目式学习等方式改进课堂教学。

石伟平：提升职业教育人才竞争力，需在关键环节下功夫：要探索改革以单一分数为取向的普职分流制度。普职分流基本原则，应以学生兴趣、潜能为基础，对其进行系统的生涯指导与测评，帮助学生了解在不同领域成才的可能性，引导其在学术与技能成才道路之间作出理性选择。

前端难点在于人才生源基础薄弱。与学术型人才相似，技能型人才同样需要一定的先天禀赋，生源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决定技能型人才的成才率与成才高度。回顾历史，在生源基础有保障的情况下，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所培养的技能型人才为社会发展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不少技能型人才成长为各行业的中流砥柱。然而，目前职业院校生源基础未及预期，技能型人才培养难度不断增大，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习惯等方面的短板效应愈发明显。

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教育与科技深度融合。提供充足的图书、实验室和信息技术设备等学习资源，改善学校基础设施，鼓励使用新技术手段增强学生学习体验，满足不同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中端难点在于人才培养质量亟需提高。不同于学术型人才的成长规律，技能型人才成长过程与产业、行业、企业等具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在现实层面，产教融而不合、校企合而不深的现象依旧存在，突出表现为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存在一定脱节，课程结构与岗位所需完成的任务结构存在一定脱节，教材内容与岗位所需的知识与技能体系存在一定脱节，教师素养与“双师型”教师胜任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等。

在类型结构上，可考虑扩大本科教育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和人才培养规模，扩大拔尖创新人才“蓄水池”。在学科结构上，提高基础学科尤其是理学在本科教育阶段比例，注重学科布局层次差异，改变当前不同层次学科结构趋同现象，提高高等教育结构整体效能。更重要的是，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将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学科结构、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结合起来进行优化调整，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力量，激发地方和高校的办学积极性。

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教师队伍素质和专业持续发展等方面有一定差距。在实践中，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为主导的评价体系依然在发挥作用，忽视学生个性化发展、兴趣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功利性做法时有发生。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有待深入，部分教育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利用科技手段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对学生创新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有待提升，缺乏相应课程、教学和专业支持；对于有特殊才能和潜力的学生，缺乏更加个性、灵活和一体化的培养机制。

胡娟：教育的两大重要主体是学生和教师。因此，高等教育人才竞争力既包括所培养人才的竞争力，也包括教师队伍的竞争力；既包括高校拥有和培养的人才的数量、结构和质量，也包括人才培养、人力开发的科学过程和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制度环境。理解高等教育的人才竞争力，关键在于把握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即所培养的人才应具备为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的能力。

营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健全技能型人才评价制度，构建以技能水平为核心标准的人才评价等级体系，并完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健全技能型人才激励制度，鼓励企业将技能等级水平作为职务职级晋升、薪酬待遇提高的重要标准，从而增强全社会对技能成才的信心。

石伟平：职业教育人才竞争力主要指技能型人才的竞争力。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密切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时刻回应劳动力市场之变。可以说，被市场认可的人才，才称得上有竞争力的人才。

陈如平：基础教育领域的人才竞争力，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在基本学术能力、创新能力以及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方面的效能。

胡娟：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成效显著。2023年，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4763.19万人。目前，为进一步提升人才竞争力提供良好的结构性保障，关键在于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结构。

在类型结构上，与发达国家常见的“纺锤形结构”不同，我国形成的是“金字塔形”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高职院校，无论机构数量还是招生规模占比均超50%；以“双一流”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机构数量和招生规模占比则较小，机构数量占比不到5%，招生规模占比不到6.5%。这种底部沉重、顶部陡峭的类型结构，不利于人才竞争力和国家创新力的提升。

后端难点在于人才发展环境有待改善。在传统观念影响下，相较于学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往往在薪酬待遇、工作环境以及职业发展空间等方面面临较大差距，这无形中削弱了个人主动选择技能成才道路的意愿与决心。

从人才培养角度看人才竞争力，有两点在认识上尤为重要：一是不同于商业竞争力，人才竞争力应是人才在竞争时显示出的能力，而非在竞争中形成的能力。过于强调竞争，会导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目的性过强，从而引发视野狭隘、能力单一等问题。而且，过于强调竞争，也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养成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人的竞争力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展现的全面人格、智识和能力等，是非纯粹功用性的，是不同于物的竞争力的。二是整体人才竞争力不是个体的简单叠加，而是多元人才类型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不仅要培养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也要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人才竞争力涉及很多方面。具体到基础教育，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公平，即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状况的学生，在基础教育资源分配、高质量课程和教学、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普及程度等方面享有的优质公平。二是学习成果，即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等基本学科的成绩，以及这些成绩与国际标准的比较。三是技能培养，即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基础技能(如语言能力、数学运算能力)和21世纪技能(如协作、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的效果。四是教育创新，即教育体系在采用和推广新的教学方法、技术应用和课程设计方面的能力。五是教育体系适应性，即其能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的需求变化，并为个体未来教育路径和职业生涯奠定基础。

综上，第一个特点是大多数国家在教育大众化阶段都存在的，而第二、第三个特点为中国独有。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要适应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任务较为艰巨。以类型结构和学科结构为例展开来说——

胡娟：提升高等教育人才竞争力，关键在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其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是重要抓手，也是当务之急。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关键在于深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方面，整合人社与教育部门优势办学力量、公办与民办学校优势办学力量，优化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协力面向产业培养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鼓励办学机制创新，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技能型人才竞争力主要表现为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优势。一是技能匹配度，即人才所具备的技能与工作岗位所需之间的匹配程度。匹配度高，意味着人才能够胜任该岗位的工作要求。二是技能熟练度，即人才在特定技能方面的娴熟程度，这能够反映出其是否具备高效完成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与操作技巧。三是技能稀缺度，即人才所拥有的特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能否获得更优质的就业岗位、职业发展机会等。四是技能复杂度，即人才掌握技能内在架构与组合的多样程度，决定着其在人工智能时代所从事工作岗位被替代的可能性。五是技能迁移度，即人才将所学技能应用于不同情境的能力，决定着其能否自如应对瞬息万变的工作世界。六是技能钻研度，即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更新技能、追求卓越的专注度，直接影响着其能否在同行中脱颖而出。

万合足球骗局拉人骗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何为人才竞争力，如何提升人才竞争力？围绕这一主题，本期特邀三位教育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展开探讨。

陈如平：我国基础教育成效显著，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国家政策环境支持有力，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普及水平较高。然而，成就之下亦有挑战，提升人才竞争力面临的主要难点是：

重视技能培养，保障学生全面发展。推进跨学科学习，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积极运用多教育场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加强评估反馈，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定期评估学生学习成果，建立有效反馈机制，鼓励家庭和社区参与学校教育和改进过程，共同支持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实现有三个特点：一是高度重视发展高职教育。这既直接回应社会需要，实现起来也相对容易。二是“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发达国家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平均时间是30至50年，而我国只用了20年左右，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的快速增加，必然是“什么条件具备上什么”。三是发展的产业结构背景是以第二产业为主。我国2002年已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才超过第二产业。发达国家在开始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之前，一般就已进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