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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具体工作是给外墙涂漆，一个月工作20到25天。他手机里存着一张同事给他拍的照片，在一栋25层、大概八九十米高的大楼外，他整个人悬挂在外墙上。

张珊只能再找别的工作。其间，她结识了一名朝鲜族的男性劳务中介，对方称可以安排她到饭店工作，但她和朋友一共要交30万韩元（约折合人民币1600元）的中介费。但交完钱，中介很快消失不见，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在学徒阶段，他首先必须克服恐惧感，“对绳子产生信任感就行，绳子是捞船时用的那种绳，绝对不会断”。学徒阶段的时间长短因人而异，快的两三个月，慢的两三年。团队里有很多中国朝鲜族人，吴鹏和队长是哈尔滨老乡，队长总是手把手教他。

以前在韩国打工的9年里，她只在每年春节回国一次。平日听说爸爸或者女儿生病感冒了，朗薇心情跟着低落，以泪洗面好几天，等他们身体好了，她心情才能好点。现在她想爸爸了，就可以开车回去看望。

日当的工资，最低是16万韩元，没有上限，加班时拿得更多。有一次，他跟着二手家电工厂送货安装，忙到凌晨1点，当天就拿了16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800多元）的日当报酬，另有加班费21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100元）。日结工需要自己缴纳医保费用，但人力事务所的所长会给工人买人身保险。

欧洲DB认证6月24日，韩国京畿道华城Aricell电池厂发生火灾，造成23人死亡，8人受伤。遇难者中，有17名中国人，全是临时工，也就是韩语中的“日当”，他们因此不熟悉逃生路线。

多位从中国赴韩打工的朝鲜族受访者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们到韩国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无论从事哪个工种的体力活，只要愿意接受加班、单休，便可以赚取更多。相比成为异乡人和“日当工”的苦，他们更害怕陷入存不下钱的持久贫困。

第一份工作，朗薇只做了一个月。她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对，总被老板指责。“有时被人欺负、被排挤”，所以她选择不干了。之后，她在一个烤肉店里干了5年。一开始，她的工作是刷碗，10个手指头都刷破了。头天晚上肿起来，第二天皮肤顺着裂纹就爆开了。

除掉每个月三四千元人民币的地铁公交费，电话费，房费，水电费，她会把剩的钱都打给孩子。首尔物价高，开销之后所剩无几。有时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没有钱？”

从20世纪90年代起，大量中国的朝鲜族人去韩国务工，弥补了本土企业的劳动力短缺状况，他们大多从事韩国人回避的“脏（dirty）、难（difficult）、危（dangerous）”的“3D”行业。

这家饭店的工资比其他饭店一个月多五六百元人民币。朗薇有合法签证，饭店会和她签劳动合同，给她买四大保险，包括退职金、意外保险、健康保险和失业险。每月的保险费饭店交一半，她出一半。

中国的朝鲜族人赴韩务工，会享有一些政策上的便利。2007年，卢武铉任韩国总统时，对非韩国籍朝鲜族同胞设立了访问就业、技术教育的签证（H-2）制度和“外国人雇佣许可制度”，拓宽了中国的朝鲜族到韩国合法就业的渠道。

在另一则韩国农场工与制造业工人招聘信息中，诸如农场工、水电工、司机、电子厂工人都能拿到2万多元人民币的月薪。据中介招聘信息，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月收入在1万-3万元人民币不等，加班能够拿到1.5倍工资。

每天的工作像随机抽签，运气不好时，就只能搬砖搬水泥。干一天“回家就躺了，起都起不来”。吴鹏说，除非很累，一般他会一周七天全勤。

郎薇的想法不同，她只想回家，“我最亲的人都在家乡”。在首尔打工时，朗薇每天最开心的是下班时刻，每个月最开心的是发工资那天。

看到韩国华城电池厂爆炸的新闻时，30岁的彭慧一下子认出来，这是她之前打工的地方。一年前，她刚从吉林延边去韩国务工，经朋友介绍，她在这家电池厂做了半年擦拭电池的工作。

2014年10月27日，朗薇从延边飞到韩国。下飞机后，她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拖着八九十斤重的行李箱抵达首尔站。她的舅舅住在南山塔附近，她跟着来地铁站接她的舅舅爬完又长又陡的山坡后，手和腿都在发抖。

那年朗薇25岁。她的舅舅和姨姥姥早在2000年就到韩国务工，后来在那边定居。到韩国后的休息日，她偶尔会和亲戚见面聚聚，但有时一年两年也见不到面，“都忙自己的工作”。

她们联系上以前在国内的同事，对方在韩国的工地上班，一天工作8个小时，收入400多人民币，包吃包住。张珊便去“投靠”这个同事，开始在工地上干活。

后来，吴鹏渐渐写不动了。他的手指，手腕，颈椎和腰椎相继出现问题。“加上那两年市场变化剧烈，续写难度上升单价变低，有时候连吃饭都是问题。”

后来，她又去到距离首尔160公里外的大田，在一家饭店工作，自己则租住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公寓里，门口有一个小小的厨房，租金每月是1300元人民币。每个月赚的钱只够养孩子和供国内的房贷。

不少中国的劳务中介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韩国的招工信息，主要招聘对象是制造业工人和餐饮业服务员，年龄限制在18-39周岁，不限男女。

有一天，她连刷了14个小时的碗，那天饭店接待了200多人的旅行团。后来，饭店还接过2000人的团，她感觉有刷不完的碗。有时被挑刺，她选择忍气吞声。

对于中国的朝鲜族来说，通过相应的语言考试，或者获得各种专业资格证，比如木工证、烘焙证，都有利于把H-2签证升级成在外同胞签证（F4）；拿到F4后居住两年以上、满足纳税标准或者父母一方是韩国国籍即可申请永久居留签证（F5）。

“工种五花八门的”。吴鹏干过的活儿，有帮人搬家，有在化妆品工厂切仙人掌，有跟在挖掘机后面当信号手，有给一个大学教授搭猫屋、挖个小池塘，还给比萨连锁店副会长，也就是“电视剧里那种财阀”搬过铜像等艺术品。

彭慧回忆，电池里面的液体味道很刺鼻，对身体不好。厂里的员工每隔几个月会定期检查身体。工厂会招具有合法身份的临时工，多是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又以35岁到50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居多。

刚开始不会说韩语，她只得看老板的眼色行事。时间长了点，一段话里她能听懂一两句，其余的只能通过手势比划或者猜测对方的眼神。也因此，她更容易出些小差错。

一则招工广告中清楚列出了制造业工人“周休一天情况下薪资待遇解析”：每周工作8小时能够拿到22万韩元，每天平均加班2小时，能够多拿63万韩元，周六加班6小时可以额外得到46万韩币。照这样算，工人一年能赚到59万元人民币，如果加上合同期满的“退职金”，三年总收入能够达到64万元人民币。

在国内时，吴鹏曾是文字工作室的签约写手。工作室根据需求和写手本人的水平分配单价不一的续写任务，单价基本在千字12-25元人民币之间。

2018年的夏天，当时31岁的张珊和另外两个女性朋友一起从辽宁沈阳到韩国找工作。她是朝鲜族人，但她对韩国“一无所知”，其中有一个朋友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就带着她四处找工作。

直到2023年6月的一天，她回国度假，本想休息10天再去韩国，但这10天里，她没吃药也能睡着，而且身体的疼痛也消失了。她感觉自己变得开心了，于是决定不走了。

长辈们希望他能过体面的生活。“正如大多数父母希望孩子当公务员，或者去大企业穿西装上班，但他们对我不是很了解，他们的希望也太模糊，太浅表。”

在韩国待久后，朗薇会坐车了，也去了很多地方。她坐过的一站地，走过的地方，都能记住，“我能够找到原点，那样我就不会走丢。”但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乡人，每天，她都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每天早上五点多，所里的几十名工人就会围过去，等主事的所长给大家派活。干完活，钱当天进账，“也叫做日当”。吴鹏说，这些工作时长基本是八个小时。做修路建路的土木工种会经常加班到凌晨，工资按双倍计。

因为有朝鲜族的身份，29岁的吴鹏顺利拿到F4签证，一年内他在韩国干了超过一百种体力劳动。“再小的工地现场都有几十个工种，大现场有上百个不同的工种。”

在朗薇的老家，有不少和她一样去韩国务工的人，“都是吃了很多苦的。”她有一个朋友在布料工厂上班，为了多挣加班费，有一次两天两宿没睡觉。

不过，她仍然可以通过就业签证前往韩国，成为务工人群中的一员。根据韩国法务部公布的《2023年12月统计月报》，截至2023年12月底，在韩居留的外国人共有250.8万人，同比增加11.7%，创下2019年以来最高值。其中以中国人数量最多，占比37.6%。

吴鹏重复了家中长辈们的轨迹。他的爷爷50多岁时，去工地搬钢筋，60多岁睡在加油站，用挣来的血汗钱送三个孩子到韩国打工。“我爸我妈那一代到韩国也受了很多委屈。”吴鹏说，他们在韩国苦了半辈子，结果孩子最终也要到韩国受苦，“这让他们很崩溃。”

那次被骗之后，张珊很快又联系上另一个中介。交了中介费后，对方安排她住在一间小公寓里。平时那里住三四个人，但有一晚房间里住了十几个人，连厕所门口也睡了人。

不会韩语，朗薇只能找最脏最累的活。她在首尔的第一份工作是通过中介找的，在建筑工地的食堂给工人做饭。每天要洗六七百斤大米。

“在韩国，父母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其实他们打拼出来的东西，比他们想象中要坚固牢靠很多。”吴鹏说，“他们都是从基层工人一步步走起，时间长了熬出来的。”

她知道这份工作“很危险”，因为锂电池的两端碰撞“会慢慢发热，很容易爆炸”。工作期间，工厂的人千叮万嘱，让她一定要小心。在她打工期间，曾发生过两次小型爆炸，所幸当时未有人员伤亡。

第一站，她们去了光州，但那里“并没有太多工作机会”。张珊在那里租了间房子，交了5000多人民币定金。但过了半个月，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今年6月初，吴鹏以初级技工身份，开始在工地做“蜘蛛人”。以他的经验，工地上除了管理层，工人赚得越多，就越辛苦，或者越危险。

郎薇是第一批抽到H-2签证的人。出国之前，她的婚姻出了状况，又带着个4岁的女儿。因为她只有高中文化，在国内一个月只能挣一千元人民币。“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她决定到韩国找工作，按照当时的汇率，她在韩国一个月赚的钱，在国内需要工作11个月。

郎薇的老家在吉林延边珲春市的农村，她是朝鲜族人，但她不会说朝鲜语。她从小在汉语学校读书。在她的老家，父母辈的人延续着说朝鲜族语的习惯，但到了朗薇这一代，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朝鲜语。

同年，韩国进一步完善外劳就业问题，制定了《访问就业制》。其中规定通过韩语考试的外籍劳工可以优先就业，朝鲜族具有先天性优势。

一开始，中介帮她找到了一家化妆品公司。她去拧了一天的瓶盖，下班时手上鼓起两个透亮的水泡。第二天再去，人家已经不用她了。接着她又去了小葱会社，每天扒大葱绑大葱，管吃管住，一天能挣360元人民币。这之后，张珊又换到冰淇淋工厂工作，一直待到现在。

长期和劳工接触后，吴鹏发现他们“对钱计较得很仔细，并对此习以为然”。比如早上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他抽了别人一支烟、喝了别人一杯咖啡没还的话，对方会不愉快；他工作时借了别人一副手套没还，对方也会直截了当地指出。

老板喜欢她努力工作的劲头，就让她在前台做接待。前台没有语言要求，因为饭店主要接团餐，只需跟中国导游说几句话，如果接待的旅游团是东南亚的人，也只需问几张桌几个人，安排好餐桌就行。

在韩国时，朗薇性格乐观，她想，只要自己努力生活，多付出一点，就会有回报。遇到不顺、想家想孩子的时候，再难熬，她都憋在心里，也不会哭，和家里人报喜不报忧。

初到韩国时，朗薇首先需要克服语言障碍。她不会坐公交车和地铁。刚坐地铁时，她照着地铁图一个一个地点看她到哪里了。她不知道怎么换乘，很多时候会坐反方向，然后到下一站再下来，回到原点，再换乘。因为坐公交车听不懂地点，不知道自己能坐几号线，她只能走路到地铁站。

论文《在韩延边朝鲜族务工群体的社会适应及其障碍因素》中指出，对于在韩务工的朝鲜族而言，由于他们的身体往往被置于传统观念中底层的服务场景中，打工过程中的身体经验，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都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是身处韩国社会底层的“他者”。

如今，吴鹏的爷爷住在韩国的养老院。上次见面时，爷爷摸了摸他的头，知道孙子在工地上干活，他叮嘱道，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吴鹏的父亲如今是物流公司的科长，母亲是医疗器械工厂的组长。十多年前在餐馆干活，他的母亲见到有小姑娘被性骚扰，就一脚踹过去。

在韩国期间，朗薇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从2019年开始，病情严重起来。每天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三四年的时间，她和外界断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