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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王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且能诗善画，是文武全才。承袭爵位后，他即着手革除治下的弊政与旧制，遣散了府内梨园戏班，改善王府差役的伙食，限制男丁出家为僧，甚至废除跪拜礼、不许将旗民划分贵贱等级。

为了进一步打破禁锢女性的壁垒，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贡王在王府原戏班所在的小院里创办了毓正女学堂，由其福晋善坤亲自主持校务。这是内蒙古地区第一所新式女子学堂，开女子教育之先河。善坤在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表示，男女本来就是平等的，各有其应当的事业，女子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除了常规课程外，女学堂还设置了卫生、生理、服装、烹饪、育儿、裁纫等适合女教的特色课程。贡王以自家人作示范，将妹妹兰珍送到学堂就读，与平民家的孩子同吃同住，还请出了年逾花甲的老母亲，带头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女子学堂还先后派出学员赴上海、日本等地深造。为表彰贡王对女教的巨大功绩，光绪皇帝还钦赐“壸教畅明”匾额一方。

辛亥革命后，贡王翊赞共和。崇正学堂先后在邢志祥、吴椿龄等历任校长的带领下，坚定地走过了军阀混战、伪满统治、抗日战争等年代，各民族儿女守望相助、开拓进取，书写了一段段动人故事。

中华民族有尚武的传统，游牧民族出身的贡王更加重视武备。八国联军侵华后，贡王积极响应号召，选拔青壮年同王府卫队整编为新式军队，聘请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生周春芳为教官，按照北洋新军的标准进行训练。崇正学堂成立后，贡王随即以私人身份东渡扶桑考察明治维新的成果。归国后，贡王便创办了守正武学堂，选拔30人入学。为了进一步提升办学成果，贡王先后选派多名优秀毕业生赴北京、保定以及日本深造。

贡王头脑灵活，思想开放，在旗内练兵修路、通邮办报、改良农畜、移风易俗、发展工商。种种新政的推行，使得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崇正学堂在内蒙古地区首开近代教育之先河，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学堂不仅为近代内蒙古的政治、文化、医疗、军事等各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向内地输送了大量优秀毕业生。处在内忧外患困蹇中的光绪皇帝对如此锐意变革大加赞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表彰贡王启迪民智有功，钦赐匾额一方，上书“牖(yǒu)迪蒙疆”。文武并举，男女平等

发展教育以启迪民智，是贡王最大的梦想。学堂不收取任何费用，男女均招，各民族学生混班，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一视同仁。为了扩大招生，甚至给送孩子入学的家庭减免税收。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贡王不惜重金，招贤纳士、广聘人才，曾聘请江南名士任教。在课程设置上，除蒙汉文《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外，还开设算术、科学、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课程。

自清朝中期始，大量关内人口陆续迁入内蒙古地区谋生，喀喇沁旗南邻直隶(今河北)，接收了大量的汉族农民和商人。贡王提倡蒙汉联合，并有意开办学堂，但官员们则坚持要把处理蒙汉关系、争取权力当做首要任务。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贡王无奈，先开办义学一所，教授贵族子弟，以为过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末，贡王顶住压力，在王府西院创办崇正学堂，并亲自担任校长。

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寅吃卯粮的投入使得王府财政出现了巨大赤字，守正武学堂和毓正女学堂相继被迫撤销，学生们都并入了崇正学堂。然而，再大的困难也无法浇灭贡王的满腔热忱，他大肆变卖私邸的物什和古董，招募流民垦荒收租，甚至通过整治剥削百姓的贪官、恶贵，没收其财产等方式来充盈财政，保障学堂的正常运转。

教育是关乎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千年大计。崇正学堂引领了近代内蒙古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佳话。它的名字，定将深深镌刻在民族团结的不朽丰碑之上。

贡桑诺尔布(1872年—1931年)，字乐亭，号夔(kuí)盦(ān)，是清代蒙古喀喇沁札萨克多罗杜楞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旺都特那穆济勒(世称旺王)的长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旺王病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贡桑诺尔布正式承袭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札萨克郡王爵位，兼卓索图盟盟长，时年27岁，世人称其贡王。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晋封他为亲王。

金瓜体育app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西南，有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王爷府镇，从小镇的名字不难猜到，封建时代，曾有王公贵族生活于此。

然而，真正让这里闻名遐迩的并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全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蒙古王公建筑群，而是因为内蒙古地区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崇正学堂，正是在这里创办。在这个赫赫有名的校园里，发生了太多动人的故事。

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不重视女子教育。贡王深刻意识到提高妇女地位是振兴民族的关键之一，推行的新政里包含了禁止缠足、重用女材等措施，还设立育婴堂来收养被遗弃的女婴，开办织布厂为女性提供工作岗位。

在崇正学堂招生初期，为扩大影响力，贡王在民间收取了一位义子，名叫特睦格图。特睦格图祖籍山东，入学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贡王赏识，从崇正学堂毕业后赴日留学，主修军事和医学。归国后，他同鲁迅先生一样选择了“弃医从文”之路，以少数民族文字大量翻译和刊印汉文经典，并先后成功创制蒙古文、满文和藏文铅活字，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印刷事业的新篇章，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被称为“蒙古族毕昇”。

民主革命时期，崇正学堂的学生积极声援五四运动，抵制“二十一条”，宣传革命思想。抗日战争时期，积极为各方抗日力量提供帮助，更有许多学生直接参与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师生们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在困苦中延续教育事业，在夹缝中传递革命星火。各族儿女携手并进，积极参与围攻日本领事馆、反“集家并村”斗争、帮助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等诸多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族儿女积极拥护党的民族政策，为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贡献力量。